行政责任的伦理分析

行政责任在伦理意义上是指行政主体应当履行的由伦理法典确定的责任以及基于自由意志而承担的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实质上是行政主体作为人民公仆应履行的角色规约责任,并具有习惯道德法的意义;行政责任作为道德责任,它是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他律责任与自律责任的统一。     

现代性叙事下的行政责任伦理阐释

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行政问责制中主客体关系的平衡——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平衡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效果至关重要.对行政问责主客体平衡问题的考察,可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视角展开,行政问责主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行政问责主客体之间通过以行政责任为具体内容的政治契约或管理契约,在委托一代理式的良性互动中共同保证行政责任有效实现的机制.正是公民-政府、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衡导致了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失衡.对此,可从规范问责主体与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作为委托者的问责主体对于作为代理者的问责客体进行问责的有力依据、有效途径和有利环境,来实现行政问责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进而促进行政问责制臻于完善.     

行政主体理论之我见

我国的行政主体概念于80年代末产生后沿用至今,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公共行政的进一步发展,其外延与内涵均受到了挑战,其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资格的确认问题、实体行政权和行政责任的归属问题等方面均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缺陷,本文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对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提出若干建议。     

强化行政责任问题的研究——略论行政责任明细化

行政责任在本质上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保证行政权力在预先设定的轨道内有序地运行。因此,行政责任的明细化是行政责任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前提。含糊不清的行政责任规定实际上等于没有责任约束,更糟糕的是它助长某些公务人员目无法纪的风气。行政责任模糊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文化和部门利益的影响。它的危害主要是:导致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导致行政组织混乱和低效;使行政权力无法被监督;导致国家、社会边界模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调。建立明确清晰的责任制度,界定各种权力运行的范围,有利于减少权力之间的相互冲突摩擦,提高行政效率。     

论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

行政法治的核心精神在于依法行政,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他律机制包括立法制约机制、司法制约机制、社会制约机制.而行政权力的自律机制包括行政监督机制、行政责任机制、行政程序机制、行政伦理机制.     

什么样的道歉值得期待?

2月2日,笔者读到两则有关官员道歉的新闻:一则是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对当地的"宰客"现象向公众致歉。一则是广西河池市长镉污染事件爆发16天后向公众道歉。在慨叹迟来的道歉之余不免多了一份冷静和思考,那就是——什么样的道歉才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     

反垄断法视域中的行政垄断

伴随着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反垄断法的本质属性也发生了跃迁,与此相适应的是,行政垄断应该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反行政垄断法律关系中,主体组合表现为反行政垄断规制主体和反行政垄断受制主体.行政垄断不能等同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分为具体的行政垄断行为和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以及积极方式的行政垄断与消极方式的行政垄断.它们都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行政垄断受制主体的法律责任可分为政府机关和被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以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上述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     

行政道德是实现行政责任的有效保障

行政道德与行政责任相辅相成。行政责任的实现是加强行政道德的途径,行政道德是实现行政责任的保障。后者将是本文阐述的重点。为了更好的实现行政责任,必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行政道德。     

我国行政责任制度的完善与行政道德建设

行政责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取向之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行政主体体系,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共识。而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则是提高我国行政人员整体责任的治本之策。     

论行政责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责任作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与行政自由裁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关于行政责任的来源,学术界形成了官僚制责任观、形式的—合法的责任观、公共利益责任观等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责任观表明了行政责任来源的复杂性、多样性,但都忽视或否认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责任,尤其是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要来源与前提,而行政伦理责任又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机制。     

行政道歉异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行政道歉事例大量涌现,但其中的异化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民主精神和责任意识普遍淡薄,缺乏行政道歉茂盛生长的土壤;行政道歉基础研究严重不足,使得行政道歉的实践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现有行政道歉规范不尽合理,无法有效地指导和规范行政道歉实践活动。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基于“差序格局”的行政责任困境探讨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描述,包括横向的亲疏差等和纵向的等级序列两个维度。这种格局,在行政中容易造成行政人员的自私性与行政责任公共性冲突、等级序列下淡漠的行政责任意识、行政责任界限模糊等问题,进而给行政责任的履行带来困境。要突破"差序格局"带来的行政责任困境,在行政道德上,要以行政人员的官德消解行政自私性;在行政制度设计上,融入人性的内核;在行政文化上,借助"差序格局"的推浪形式,优化公共行政环境。     

政府信息公开中行政主体的信息分类义务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行政主体具有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义务。这种义务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和诉讼过程中两个阶段。这是由行政职责、行政效率、权力分工三方面的理论基础决定的,同时还具有防止行政主体滥用例外规则、保持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中立地位、保证行政主体行使信息权力的完整性等重要价值。违反信息分类义务,行政主体将承担行政责任、败诉的风险,严重的还有可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行政裁量控制模式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政裁量模式的法经济学分析表明,不能寄望于通过完善立法完全解决行政裁量问题,但可以通过立法缩小裁量范围,规范裁量程序.司法控制模式自身有成本较高、适用范围有限以及司法裁量带有主观性等不足,鉴于其中立地位和强制力,仍然可以用来加强对行政裁量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审查.行政控制模式具有内生性、同步性和专业性强等优势,考虑到其控制主体和控制对象合二为一的特性,必须加强内部分权、建立裁量基准、遵循行政惯例以及加强行政责任机制.最后,为了弥补外在控制模式的不足,必须充分利用行政伦理控制模式以确保行政裁量不被滥用.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责任问题的探讨

行政改革、依法行政涉及到方方面面,行政责任问题是其中的关键之一.尤其是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治理的责任问题更显得重要.本文界定了行政责任的概念后,论述了其与全球化的关系,即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探讨行政责任的必要性.进而对现存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对未来行政责任发展作了设想,达到增强政府责任性的目标.     

行政责任的制度困境分析

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必须为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和结果承担广泛的责任.然而,由于公共行政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也导致难以为其确立恰如其分的责任.各种形式的行政责任制度在建构起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了广泛的制度困境,并导致了各种类型的责任难题.本文主要从政治性、公共性、有限性和规则至上性四个方面归纳出行政责任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并尝试建构一个理论分析的视域和框架.     

论行政决策责任

行政决策责任是一个由政治责任、宪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五方面构成的复杂的责任体系。在行政决策责任体系中,道德责任是主观责任,其余四种属于客观责任,宪法责任处于核心地位,道德责任是法律责任的补充和升华,各责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要使行政决策责任得以实现,必须强化行政决策主体的责任信念,培养其良好的行政品德,建立行政决策责任制,搞好配套制度建设。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模式探析

现代行政法中最突出的特征即表现为行政裁量权的广泛运用。从法治是对人性弱点的合理怀疑角度分析,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最理想工具。作为行政程序的保障,行政主体因违法行为或因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实出现,则应承受行政责任之归结。从人性合理性角度分析,潜意识对行政公务人员行政心理的分析起有重大作用并进而提出法律信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滥用行政裁量权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