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要叫"父母官"

常见报刊有称地方党政干部为"父母官"的.对此称谓,有些同志是不以为然、深以为愧的;但也确有感觉良好的,似乎真以为自己就是他人的"父母"辈了.按这一道理推断,那么谁为"儿女"辈呢?顺乎其义,恐怕非老百姓莫属了. 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起源于何时,考证起来颇费周折,但有一点可以断定:那就是早在平民百姓还不能当家作主的年代.推算起来,至迟不会超过封建社会.倘若此说可成,那么"父母官"的称谓多少该是那个时代的遗物吧! 其实,称谓作为符号的意义,并没有特殊的地方,只是一旦与相应的人际关系联系起来,抽象的符号才成为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表征.在封建社会里,"父母官"     

言义乎? 言利乎?——先秦儒家义利观辨析

先秦儒家文化代表孔子、孟子和荀子,其义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构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坐标和基石。三者"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生利"的思想对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孔孟荀并非如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只言"义"不言"利",而是认为在人们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时应该以追求更高的道义精神为目标。     

现代汉语亲属关系称谓语在人际交往中的功能

使用称谓语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社会行为。由于亲属关系称谓沉淀着汉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已被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非亲属人际交往中。就其在非亲属人际交往中所实施的情感维系功能,身份认同功能,文化标志功能,以及礼貌功能进行分析,给人们指明一条有效社会交往的途径。     

传统义利观与"八荣八耻"

中国古代功利主义的“利”其实和“义”紧密相连的，他们的修身不是修利己之身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追求天下人的幸福。西方的功利主义的基础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道德一次次被冲击面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不妨用中国文化融合西方文化，把经济建设引向健康的轨道。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对传统“义”的丰富和开掘。     

对中国"官文化"的理性批判

"官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反现代性使之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尤其是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文化破坏力,因此,从根本上剖析和肃清官文化乃是先进文化建设成败之重要环节.作为现代政治理念,"三个代表"无论在科学性、还是在价值性上,不仅与传统官本位文化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对之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蕴.     

"三个代表"思想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三个代表"思想中的生产力、文化和利益概念,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三个代表"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以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一般基础的.     

论网络“哥”“姐”热现象与传媒社会责任

近年来,中国网络"哥""姐"现象愈演愈烈,各种"哥""姐"人物层出不穷,这是过度逐利的、社会责任缺失的传媒对公众不当引导的结果,同时也构成了当前"传媒-公众"之间的不自觉共谋的特殊景观。将试着解读网络"哥""姐"热现象背后所凸显的传媒社会责任缺失问题。     

社会文化进化与"新型人地关系"模因的选择

当今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决定了现时代和未来时代的人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即建立新型的人地关系,其根本依托是文化进化.新型人地关系建立过程中的文化进化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的变革,它应当以"天人合一"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文化基因,遵循人类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借助文化模因的传播、渗透和先导作用,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气候,从而将新型人地关系的价值观、发展观逐渐落实到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去.     

"文化和谐指数"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构成

文化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我国应当建立"文化和谐指数"作为监测和评估"文化和谐程度"的总体指标.应当依照科学性、目的性、绩效导向性和实践性原则,将"文化和谐指数"划分为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公民的个体文化和谐、文化先进性、文化传统与创新、文化安全等六个不同的维度,并在六个维度下用25个指标作为"文化和谐指数"的基本构成,为"和谐文化"的建设提供理论参照和评估体系.     

《白虎通义》教育观浅述

《白虎通义》的教育观在东汉前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白虎通义》教育观建立在其人性论之上,认为教育可以"冶性""变情"。而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其内容为"明三纲""正六纪"。它还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尊师重道。《白虎通义》的教育思想也对东汉中后期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德教育的实践转向

"物义论"的盛行导致了道德教育实践环境的变异,也使得道德行为习惯指向的道德实践极端功利化,从而逐步走向式微.面对道德教育实践的困境,道德教育必须进行实践的转向,关注个体的主体性,培养人的道德价值自觉应当成为主体性道德教育实践的必然选择.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新的价值与动力

当前,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我们要充分认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新的社会价值、人本价值和文化价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从政府角度看,增强政府文化服务的功能是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题中的应有之义.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变化以及"文化全球化"趋势都构成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创新的重要动力因素.     

论《易经》中的“阳九”和“阴六”

站在象、数、理、义的视角来透析《易经》中"九"和"六"与阳爻、阴爻之间的关系,发现关键其实在"五"。"五"不仅作为一个数字,更是一种符号,其内涵在于"守中"或"中庸"。"六"与"九",实为该符号阴阳两种外在属性的代名词。     

多方并举弘扬见义勇为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加速发展,价值取向多元,见义勇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的缺失造成见义不为的伦理困境是客观存在、难以避免的,是社会精神提升中的否定性环节,为了扭转见义不为这一否定性环节的尴尬局面,使见义勇为的优良道德精神发扬光大,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见义勇为的有效路径便成当务之急。     

网络"锐词"的勃兴与规治

网络"锐词"以时事性、精锐性、网聚性、快捷性的特点频频登上网络生活的舞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网络流行文化.网络"锐词"勃兴是在社会问题凸现的背景下,网民依托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通过言简意赅、精准传神的新词汇创作,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以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监督鞭策.针对网络"锐词"勃兴现象,有关部门要主动认识、理解、适应和融入网络文化环境,从网络文化观念、民生政务反思、网络话语环境等方面着手规范、引导、治理,让网络"锐词"成为主旋律传播的有力武器.     

"文化义工"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运作及其功能性分析——基于浙江省邱隘镇文化站的调查

通过深入地访谈,发现"文化义工"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新的力量,它的有效运作能够更加深入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现实与历史的原因促使了文化义工的形成,通过其运作可以看出其能够缓解供需矛盾、减少社会成本、增进社会和谐、培育社会资本等社会影响,以及有着鲜明的特色。但是,对于它的探讨,还需要深入的挖掘才能增强其社会效应,从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

明清晋商巨贾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实体,而是依附明清帝国国家机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连一体的政治性经济怪物。晋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义"与"利"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明清商人所宣扬的"以义制利"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普遍践行和遵行始终。晋商"商政勾连"违法、"亦商亦官"违制(礼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晋商"助清灭明"恶劣行径更是在根本上冲决了儒家伦理之底线。"儒商"看似高尚的标签,其实"儒"正是明清商业大亨得以与"政"勾连的"共同文化"基础。"儒商"实为愿与官场勾连之明清商人的总概括。此外,"好儒"之晋商常常僭越礼制,崇拜和迷恋儒"士"之奢靡的心态暴露无遗。明清晋商的可敬之处是所谓"诚信",然而他们对于相关方的"诚信"因"人"而异,呈现出的是因"时"便宜、善恶不分、亦善亦恶的多重"选择性"面相。     

"经济人"假设中文化环境因素的实证分析——历史文化与温州经济

"经济人"是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经济生活在历史文化中的生动体现.市场经济的运转和发展需要良好的文化基础,"经济人"的行为需要文化环境和制度关系的支撑.本文以温州的历史文化与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对"经济人"的行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梦游华胥"意象的文化意义

在古代历史文化典籍里,"梦游华胥"体现了对华胥氏古国民情纯朴的幻想和向往,是黄老道家社会理想的曲折反映和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梦游华胥"是一种后起的解释,其中更多反映了汉代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念,而不是对华胥古国的追溯还原,体现了"梦游华胥"意象文化意义的历史性和历时性.     

利玛窦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以《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为例

作为一位既接受过西方正规化神学教育,同时又通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中,以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为武器,对“中士”悲观主义的生命观和灵魂观予以修正.不仅论证了基督宗教灵魂不灭信仰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将西方经院哲学的方法、气质带入中国,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利玛窦运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对阿奎那的灵魂—身体关系学说、理智学说以及实体类型学说加以阐释,为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