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政治表达机制的完善

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政治保障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总体上说,我国当前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政治表达机制能够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律制度相一致,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在相关法律制度、政治决策体制、公共舆论培育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威尔逊的行政监督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介绍了威尔逊的行政监督思想.威尔逊行政监督思想是通过他对公共舆论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而得到阐释的.公共舆论在行政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倍受威尔逊"推崇",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公共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从不同视角切入来解读威尔逊行政监督思想的关键词--公共舆论,最后分析和阐述了威氏行政监督思想与现代行政理念的契合点.     

公共管理舆论资源的特征与功能探析

舆论是社会的晴雨表,是某种共同性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是现实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舆论彰显了独特功能.在此背景下,对公共管理舆论资源的研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公共舆论资源的概念,提出我国公共舆论资源源于大众传媒、政治民主制度、政务公开和人际传播等途径,并因此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政治宣传、社会预警、舆论监督以及影响公共政策等诸多功能.     

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共识、精英与阶层变迁的视角

共识的缺失使得公共治理仅仅依靠权力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更多局限于精英内部展开,民众更多充当的是旁观者。政治发展会更多沦落为统治阶层内部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做出的最低限度的妥协与退让。主导公共治理理论能否有效适用的是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主导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是精英。精英与政府是一种交叉关系,又拥有各自的定位。精英共谋直接危害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对此的破解需要从精英生成着手。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同时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导向的阶层变迁与精英功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动态展示,是破解阶层固化的过程,是推动社会成功转型的过程,彰显了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密切勾连的关系。     

乡村知识群体青年时期价值观变迁研究

乡村青年知识分子是乡村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属于乡村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阶层；它与现实的乡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社会变迁与阶层意识延续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传播及其模式探讨

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的探讨外,乡村社会中特有的底层干群关系及其人际沟通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种治理方式与沟通途径.本文从微观角度对乡村治理中体制内外的精英与农民之间沟通博弈与互动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正确理解和解释乡村精英在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机制、规则与意义,将有利于突出和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威尔逊公共舆论监督思想的现代意义

威尔逊的公共舆论监督思想之主要观点是树立公共舆论的权威及统治地位;公共舆论只能是先以公众开始,结束于公众;公共舆论有层次之分;公共舆论监督必须有一支良好的文官队伍,有赖于公共信息公开。建立在有关法律基础上的言论自由构成了舆论监督合法性的基础。我国在实现舆论监督上应加快立法步伐,坚持舆论监督“量”与“度”的统一,上层舆论与下层舆论的统一,坚持公共舆论监督三个层次的统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坚持政务公开。     

媒体的职业特征与政府的舆论引导

传媒既是政府行政的重要工具,也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对象.传媒事业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是在社会发展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行业.传媒作为一个行业,它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履行好这些角色是传媒的社会责任.传媒作为一种职业,它有自己的职业规范和运作规律.政府在对公共舆论进行引导时,必须要尊重媒体的职业特征,规范自身的管理权限,在把握媒体运作规律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建设

公共精神缺失目前是中国乡村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道德的衰落;乡村人际关系出现的信任危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力的下降。当前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代的原因。乡村公共精神的建设路径有赖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非政府合作组织的培育及乡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共性视野下网络舆论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利弊分析

公共政策与生俱来的“公共性”和网络舆论本质的“公共性”,使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对重要的突发事件和社会事务积极踊跃地发表意见,形成了多轮大规模的网络公共舆论.网络公共舆论参与作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种新方式,对于政策制定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弊端与问题.探索在“公共性”视野下如何趋利避弊,使公共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民主,更加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流出精英与农村发展

农村精英大量流出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精英流动成为资金、技术、知识、信息、观念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沟通以及村庄精英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 ,为乡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精英流出也割裂了村庄的精英资源 ,对农村整体的发展 ,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组织建设、文化承袭等都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 ,农村精英大规模流出的机会成本越高 ,乡村更需要精英回归     

乡村经济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初探——基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

本研究特别选取了陕西关中地区三位乡村经济精英作为研究对象,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对乡村经济精英进行了解读,试图能够回答以下问题:在区域经济水平偏低的背景下乡村经济精英是如何崛起的?乡村经济精英的身份是如何得到社区居民认同的?成为经济精英后他们在农村社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给乡村经济精英群体提供一个新的理解框架,并对乡村经济精英不同区域的研究格局进行补充。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乡规民约在乡村传统再造和现代"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城乡融合,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渐渐失去主导性地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内容也较为笼统,亟须对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公共物品匮乏所引发的乡规民约权威性丧失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强调国家政权适度介入,重建村落新型共同体,调适乡规民约的内容和程序,增强乡村精英服务和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和路径选择。     

主体互惠:平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标准化与差异化——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虽然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化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地域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但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某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政策压力下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可在互惠过程中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最终,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与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在主体互惠中实现平衡.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从制度机会与文化机会两个方面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其中,制度机会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平衡机制,而文化机会是乡村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机制;制度机会被村民主体感知利用,文化机会促使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以"目的—路径—策略"的行为逻辑进行工具性互惠,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     

网络舆论与我国民主政治的良性化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运用带来显著的民主政治效应,表现为打破了信息垄断和旧的话语权力格局,为民意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场所。以互联网为公共载体的网络舆论成为信息时代我国最活跃的民主政治场域。但技术是把双刃剑,网络也不例外。网络舆论的特性决定了它可能造就"优质"民主,也可能带来"劣质"民主。要使网络舆论促进民主政治良性发展,政府需要健全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回应能力,正确引导网络议题,培养公民精神。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发挥统一战线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积极作用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成员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大都是各行各业各个界别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代表人士，是所在领域的精英和骨干。他们一方面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祖国统一，另一方面，又能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的沟通交流，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引导中起着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工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优势，为做好网络宣传思想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网络民粹主义：反话语表征与消解策略

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与话语赋权,以话语策略生产参与公共政策的博弈,如参与公共事件舆论、社会运动等,集体聚合来影响行政权力。网络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为民粹主义,其具有民粹主义反抗精英、推崇人民、批判性、暴戾性、非理性的基本特征。结合网络民粹主义反话语表征,可以发现其内在机理与背后折射出当前社会的发展弊端。以此提出改善民生、阶层糅合,话语融合、平衡阶层,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建设,网络社会组织的赋权,提升公众参与网络舆论表达的实践能力来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滥觞进行消解,从而使公共政策能够真正回归至公共利益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