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沙家浜》

《沙家浜》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曾经演遍大江南北,盛极一时。其中阿庆嫂的“智斗”一场精彩绝妙,引人入胜,尤为广大观众扬袂击节。《沙家浜》是由北京京剧团推出的,与当时主持北京市工作的彭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此剧也折射出彭真与江青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抗争。     

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6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就是他蒙难的开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有一肚子怨气。但是,重新复出后的彭真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每谈及毛泽东,必先谈其功绩。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彭真与“市长代表工作组”的往事

彭真同志自1949年入城后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1951年兼任市长。1951年年底至1952年10月,党政机关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全国开展,北京市是率先动员群众广泛参加“三反”运动的地区之一。1952年年初,代表彭真市长与广大市民群众见面的“市长代表工作组”应运而生,总体看来,这种创新的工作方式和取得的切实工作成果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     

马克思主义不间断革命思想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辨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年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命题或政治哲学命题,它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是可以成立的。但当时它被赋予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则成了错误的左倾理论。现在有的同志主张为它恢复名誉,重举它的旗帜,这是不可取的。不过联系现实回头去看,当年毛泽东阐发这一理论时提出的许多宝贵预见,却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足资我们认真借鉴。     

“游雪涛小组”覆灭记

张春桥是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在上海的罪恶之一就是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大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     

“五·七”干校与向阳湖

“五·七”干校，简称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把党政军机关干部，科研、教育部门广大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的场所。     

“文革”初期的团中央

组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 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文化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团召开了九届三中全会（4月1日至20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代表团中央作了．题为《一定要把共青团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的报告。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大革命,     

“四个伟大”何以风行全国五年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名字前面一度有四个修饰语,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就是含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四个伟大”。毛泽东虽然对“四个伟大”不以为然,“四个伟大”却在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文革岁月流行了5年,这不能不让后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革命文化“嵌入”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探析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要充分发挥高校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关键是要把革命文化嵌入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之中,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通过实行导师制、确立多主题、覆盖全领域、实现一体化等举措,真正打牢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底色。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列宁的“文化革命”观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列宁认为，当时的苏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是一个“文肓的国家”。这一点，正是阻碍苏俄社会政治、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苏俄文化落后的状况，苏俄需要一场文化上的革命。而“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基于这种认识，列宁结合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对文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文化的建设同苏俄经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是为“文化革命”观。     

无力回天的抗争——彭真与江青在“文革”前夕的斗争纪实

“简直岂有此理！”随着一声怒吼,一只厚实的巴掌猛力拍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墨水瓶被震得侧倒一边,深蓝色的墨水汨汨流出,染蓝了平摊在办公桌上的一张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 拍案而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引起他震怒的就是刊登在该日《文汇报》头版头条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该文不仅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还捕风捉影别有用心地诬蔑吴晗“影射”现实,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名为“学术讨论”,实则蛮不讲理,字里行间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 这篇文章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几年来,彭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排除和抵制江青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频频干扰和发难,因而得罪了这位急于在中国政坛“露峥嵘”的“中国第一夫人”。面对她的挑战,如果退却半步,任其为所欲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围绕着《评》,彭真与江青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全军文革”走马换将之谜

1964年7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成员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文革”纪事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生产)、支农(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文革”中的停课、复课与招生

“文革”中,依照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中国的大中专学校经历了从停课到复课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毛泽东怀着良好愿望,决心搞好“教育革命”的许多想法,也表明失控的“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的想法不能实现,甚至走向反面。毛泽东早就对过去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他有一个“教育革命”的思路毛泽东在他青年时代接受旧教育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满。他曾用干脆不进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每天到长沙定王台去自学的办法进行反叛。后来,在父亲停止供他学费的威胁下,他才又进入学校去读书。但毛泽东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始终存在。新中国…     

“京兆书生”田家英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自喻"京兆书生"的田家英,曾任毛泽东秘书,跟随毛泽东18年。他才学深厚,卓有识见,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一度备受毛泽东赏识和器重。这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的诚实正直书生却在"文革"中厄运当头,蒙冤而逝。     

“京兆书生”田家英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共跟随毛泽东18个年头。他不仅才学深厚，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还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文史老师，一度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而且为人坦诚刚直，曾自喻“京兆书生”，并自吟《京兆书生》诗一首：“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但就是这样一位诚实正直的书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最终被迫蒙冤自尽。     

“文化全球化”的质疑与先进文化

“全球化”,是首先形成于西方的新概念。通常认为,它是指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日益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提出“经济一体化”概念。1985年,T&#183;莱维提出了“全球化”一词,以此来概括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提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文化领域,提出了“文化全球化”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