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国家治理逻辑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社会严峻情势的责任担当。从理论上探讨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多元价值观碰撞背景下国家治理实践展开的逻辑前提、价值依据,以及核心价值观践行中的制度正义问题,是当前深入认识治国理政实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制度资源再释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

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培植、释放和使用好制度资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笔者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充分培植、释放和使用好制度资源,在自觉认识"制度问题更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掘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制度优势,让制度资源成为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一、应当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资源的坚实     

论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论述了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辩证关系,即我国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执行落地的具体实践,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是有机统一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路径与方法。     

伦理决策:国家治理的哲学追求

国家治理作为伦理与决策的统一,无疑具有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哲学基础。国家治理与伦理决策有着共通性,表现出越来越多伦理化的转向,具有强烈的意义预设、价值引导及终极关怀。因此,决策主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走出一般义利观的困境,在伦理决策的视野下正确处理政府与个体、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形成一种合理的人文力结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及提升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政治权威、民主治理、健全法治、强化政府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要素。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执政党政治权威塑造、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强化政府公务人员责任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因此,新时代条件下,必须着力从健全领导制度体系、提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水平、妥善处理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优化政府责任治理结构、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等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与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这体现了党的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升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其创新与发展能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其制度效能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应当紧紧抓住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既要充分认识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联系,寻找逻辑契合点;又要在建立两者逻辑契合的基础上,探索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措施。     

以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推动制度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具有人民性、适应性、包容性、开放性、改革性等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制度现代化,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突出解决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三个方面的历史任务。     

“治理国家”: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的转型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样的重大转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全面和深入转型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有着历史、经济、社会和执政党哲学认识方面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谓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进行深入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超越制度优势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和治理变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认识我国制度体系的优势和短板,辩证看待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切实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使我国制度体系始终处于进取和发展的良好状态。所谓制度秉赋,是指制度所持有或内含的优良品质。在某种终极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就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这是较之建立新制度更为复杂更具创造性也更长远的制度建设工程,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因此,需要把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航向,超越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将发扬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统一到提升制度秉赋上来,在提升制度适应性、包容性、共识性、自主性、进取性、有效性上下功夫,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出中国应有贡献。     

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是第一次用“治理”取代“管理”,成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执政理念。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用分工理论中介了劳动异化理论，完全现实地、合理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性。马克思认为，只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世界，达到每个人的全面的解放，人类才能过上超越“正义”之上的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论断,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不是西方治理思想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将经历从统一到异化和对立再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动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职能将从以政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职能为主。要实现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既要站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高度,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现阶段要重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破除"官本位"意识,提高治理者水平。     

群众工作制度和国家治理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统阐述。从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来看群众工作,结合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党中央关于群众工作的新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我们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有了许多新的感悟和认识。其实,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治理能力的增强,都与执政党群众工作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     

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正义”

考量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原则能否实现及其制度形态优劣是一个社会政治系统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无论何种正义,无论程序层面还是实质视角,其最终政治价值旨趣都在于实现对政治主体的生存、安全、平等、发展、民主等需要的契合.多元价值观前提下的政治民主,也就是“正义”的求同存异.如何使“正义”不成为政治生活的乌托邦,文章试图从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找寻路径,在不同政治利益价值理念交错中实现“正义”的诉求.     

制度正义:通往现代权力文明之路

制度作用既可以是积极性的,也可以是消极性的,关键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即制度的德性或制度的正义。制度的德性不仅不为个体或群体的偏好所左右,而且对个体或群体的偏好、价值起着矫治的作用。制度正义和权力文明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制度正义是权力通向文明必经之路。     

以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浅探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当前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尚存在制度现代化水平不高、制度执行力不强、制度建设中公民参与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建设、加强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建设、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

目前,需要以改革发展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深入开展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让我国社会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的功能、流程进行梳理,借助决策、执行、监督等系统的支持,对输入、输出和反馈等环节予以关注,才能确保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要求持续提升的当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二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让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 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整合

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基本要素的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极具先行效应、整合效应与导向效应。当下中国,以"趋利型""传统型""西方渗透型"形态出现的社会价值取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阻力。整合当下多元意识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帅地位,批判与维护相统一,继承与发展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