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宪法委员会实现宪法可诉性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12月4日颁布以来,经过了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部分修改。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制定了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亟需进一步加以修订,与时俱进,以完善我国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实践在发展,实践无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本市部分政治学、宪法学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和建议,供有关领导部门参考。     

国外宪法权利的司法实施研究——兼论行政诉讼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

宪法案例是西方宪政国家宪法实施的标志,探讨行政诉讼在宪法案例中的作用,有助于借鉴国外宪法实施的经验:在诉讼中行政法问题演变为宪法问题,宪法是处理权利争议的最高标准,权利是宪法司法实施的动力,社会转型为宪法的司法实施带来了机遇.     

行政诉讼的宪政分析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僵局,它通过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各权力相互之间关系的巧妙界分与处理,将中国推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宪政之路。而它所体现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以及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宪政意义也正日渐显露出来。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原则和实际需要出发,应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作扩大解释,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实定法上的依据,而且也符合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趋势。     

浅议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建构

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然而,能否在行政诉讼中引入有限调解制度却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将对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探讨行政调解制度的必要性,提出在现行制度下构建一套适用于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的设想,从而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实现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     

窗体顶端行政诉讼检查监督的理性辩解

最近几年来,检查机关介入行政诉讼,各界人士加强行政诉讼检查和监督的呼声越来越大,在确定完善该项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应思考和辨识其法律界定、法理解说、范围限定等基础性问题;此外,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检查监督的重要方式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再探宪法诉讼的建构之路

宪法诉讼是指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解决违宪纠纷的诉讼活动。在实质上,宪法诉讼就是违宪审查的司法化,因而宪法诉讼与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是一回事,只是认识角度不同。宪法控诉比宪法诉讼的范围要小,而司法审查的范围更广,包括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宪法监督最有效的模式,其范围不限于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还包括法律文件违宪纠纷、国家机关行为违宪纠纷、选举纠纷等等。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分三步走:由行政审判庭审理少数“准宪法诉讼”案;设立宪法审判庭审理部分宪法诉讼案;设立宪法法院审理全部宪法诉讼案。     

行政诉讼的一个新视角——如何将博弈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

将博弈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是构建一种确保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宪政框架下充分互动的行政法机制的新方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博弈论引进我国行政诉讼过程的宪政基础 ,也是最根本的博弈规则。博弈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其他前提条件还包括 :原告、被告法律地位平等 ,当事人都具有自主地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 ,以规则公平为基础的对抗、合作和交易的平台以及审判独立与公正裁判。     

论我国宪政背景下的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宪政角度对我国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进行论述,同时深层次地揭示行政法在宪政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     

公民宪法意识的培养

完备的较高的宪法意识是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从宪法意识的经济后盾及宪法实用性、宪法研究与宣传教育诸方面入手，培养公民宪法意识、贯彻宪法至上的观念、推动宪政思想，不无积极意义。     

我国宪法文化的构建

宪法文化既有精神层面的内容,也有物质层面的构成要件。本文认为,宪法文化建设中,没有形成对宪法的信仰,宪法文化建设与经济基础之间脱节,宪法文化建设长效机制的缺乏。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司法实践,在民众中树立宪法信仰,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宪法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我国的宪法文化。     

行政诉讼的重构——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突破口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控制国家权力.在控制国家权力的各种模式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技术性、中立性、程序性和规则性的方式,包含着其他权力控制模式难以具备的优势.行政诉讼经过重新设想与建构,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突破口.     

让宪法走下神坛——宪政中国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看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成为高高在上的最具权威的法律,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已然成为普通民众可望不可及的脱离我们日常生活而存在的我国政治的宣言书。从而不愿也不敢对宪法作深入了解。要实现中国的真正的宪政,要真正树立宪法的根本大法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地位,就必须让宪法走下神坛,让人民所耳熟能详,而不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     

宪法的功能比较

本文主要从宪法的功能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论述了中西方宪法发挥功能的范围、发挥功能方式的区别 ,寻求这种中西方宪法功能要素产生差异的原因 ,并且对今后中国宪法建设的功能走向进行了构设     

浅谈宪法的生长

通过对宪法诞生的讨论,对宪法哲学建构的解读,以及对宪法成长中功能和目的演变的描述,探析了宪法生长的环境和过程,并对中国宪法未来的宪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贯彻宪法精神，坚持依宪治国——广东省宪法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座谈会综述

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第四次修正(下简称宪法新修正案)。为了加强对修正后的宪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广东省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普法办公室，广东省法学会、南方日报社和广州市依法治市工作领导     

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

<正> 十九世纪初,一位哲人在其历史哲学讲演中指出,“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所以我们只能谈谈中国的行政”。时至二十世纪之末,中国建立了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制度,我们则要申明,谈到中国的行政就不能不谈中国的宪法。 那么,为什么说中华帝国没有宪法呢?宪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人嘲讽中国的行政诉讼是以卵击石?为什么我们要申明行政诉讼的推行是真实宪法的成长?换言之,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形式的内涵是什么?它在怎样的意义基础上符合于宪法的意义?二者意义的吻合又     

探求宪法作为根本法以外的属性

近些年来宪法学界对宪法的概念有了比较多的新探讨,但是归结起来这些学者们主要是想概括出一个更加普适的概念以包容一切宪法现象。但是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危险,就是使近现代宪法产生以来所带有的精神内涵退化以致丧失,不利于宪法的发展和宪政的进步。本文试图跳过对宪法规定的根本问题的讨论,而试图找到宪法的精神内涵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充分认识宪法精神内涵对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看行政诉讼的出路

最高人民法院为解行政诉讼受地方行政非法干预之困，颁布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希望通过提高行政诉讼审级和异地交叉管辖的办法抵抗行政干预。但仍不能使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及时、有效和公正地回应社会的需求。行政诉讼制度的实现与政制具有互补性，只有在宪法上获得足够的制度支持，中国行政诉讼才有可能真正突破当前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