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抑或企业?——制定《商法通则》的前提性疑问

无论是"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或者是对二者的"超越",都有必要坚持"问题导向型"的路径,思考商法的基本范畴.如果制定<商法通则>是可能的,我们是应当继承"商人"的概念,还是应用"企业"的概念取而代之,将传统商法改造成现代的法?尽管不应否定企业在现代商事立法中的核心意义,但我们仍应"回到过去",在<商法通则>中继承"商人"的概念.这种继承的主张,-则因为"商人如概念具有宪政结构上的意义;二则因为"企业"概念本身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当然,与此同时仍需改革商行为的法律构造,以使"商人"概念在法技术上的困惑得以消解.     

论商人、商人精神对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影响

本文旨在对商人、商人精神对商人法的产生的影响,以及商人、商人精神对近代、当代商法的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以期对商法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论商法的独立性

西方中世纪商人法和现代商人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并在商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的。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促进了民商法律规范的完善发展,商法独立性的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此,本文就商法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基础方面来探讨了商事立法的模式。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之商人概念研讨——以“依法登记”要件为例

工商行政管理法选择商人身份的要件,旨在解决市场准入方面的管理问题,而商法规定商人身份的要件,则是为了解决商法规范适用的主体范围问题。规整目的不同,在商人身份要件的选择上亦应有所不同。在商法领域,在实际商人的一般定义中,不以依法登记为要件应是比较妥当的选择。未来制定《商事通则》时,应当考虑将《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5条第1款一分为二：以“法律形式”为核心要件建构要式商人,以“营业经营”为核心要件建构实际商人。     

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

商事关系乃全部商法的基石概念。商法的研究不能回避商事关系的概念、构成及其法律调整机制。从主体类型化角度可将商事关系区分为四类:商主体与商主体之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监管者的非商主体之间与营利相关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消费者的非商主体之间基于商主体的营利目的而形成的商事关系以及非商主体与非商主体之间偶尔为之的营利性行为形成的商事关系。四此,商事关系可以界定为主体双方或一方基于营利性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营利性目的是衡量是否构成商事关系的本质,至于是否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发生于持续营业之中,均非商事关系本质内涵。商事关系可以由商法调整但却不必都由商法调整,甚至可能根本不由法律调整。从主体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商事关系的构成,不仅有助于商法理论知识的进化,也有助于我们撩开商法的面纱,现实地对待关于商法调整对象的困惑和商法法典化的神话。     

中世纪商人法继受罗马法探因

中世纪商人法的出现是中世纪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罗马商法则是古罗马高度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接近、帝国永续理论的巨大威力以及罗马法学的繁荣等原因,中世纪的商人法明显地体现出对罗马商法的继受.分析中世纪商人法对古罗马商法继受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法律发展过程中的相承关系.     

《商法通则》的基本构想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商法典的制定模式是我国民商法学界争议的一大热点。本文首先从商法的历史和内涵入手,分析了构建《商法通则》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分析比较提出了构建一个以通则为首,以其它商事部门法为支撑的体系,最后探讨了构建商法通则的指导原则。     

中国商法:成长的烦恼

商法仍然是民法的特别法,但是并不因此取消其独立性。现代商法越来越具有商人法的性质,越来越注重商人的身份。因此,中国尽快制定具有统率意义的《商事通则》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中国的商法体系中最缺少的就是商法总则中的相关内容——商人、商行为、商事登记、商事账簿、营业资产。     

论我国商事立法的体系化——制定《商法通则》之理论思考

我国商事法律有机协调的基本途径在于商事立法的体系化,现阶段体系化的最佳选择在于起草<商法通则>.我国现阶段,以商法的理念和价值为内容的实质商法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有机体系的客观存在;但反映这一客观存在并以具体的商事法律规范为表现的形式商法却尚未实现体系化,因而有必要加强商事立法的体系化建设.本文在探讨普遍意义上的形式商法体系化的法学方法后,探讨了我国商事立法体系化的理性要求和路径选择,并认为这是一个以制定<商法通则>为核心的系统工程.     

论我国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

当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的内部规范逐渐解体，商事单行法却生机勃勃，已经成为商事立法发展的世界性潮流。无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其商法体系发展的现状，均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模板。因此，在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上，我国必须超越外国传统模式，制定《商法通则》上承《民法典》下统商事单行法。我国商事单行法只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商法通则》所确认的价值理念，才能形成一个形散而神不散，健全的商法体系。为此，必须制定立法和修改规划，消除体系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和谐因素，做好商事单行法的汇编工作，使实质意义上的商法体系同样具备可综览性。     

对"维稳"的理性思考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为我国改革开放,摆脱经济困境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及社会条件,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伴随改革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积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反映了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市场机制不健全及社会失序。因此,在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上,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看稳定,以市场的角度看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稳定是手段,改革与发展才是目的。     

对公务员实绩考核增加“服务增加值”指标的思考

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引导下,公务员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应增加内涵,增强导向性,以破解当前公务员实绩考核所面临的“考得不真,核得也不实”的尴尬。“服务增加值”是借鉴企业管理中的“经济增加值”而来的,它衡量了公务员减除“实绩成本”后,为广大人民创造真正福祉的多少。该指标的设置最根本的是给公务员注入了创造服务价值的动力和激情,变目标控制为目标追求,体现了行政管理中的人文精神和理念。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外资收购"债转股"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当前,债转股已成为国企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外资收购"债转股"不失为一项可取的出路.但是,由于我国在公司法、外资法等法律中存在一定问题和矛盾,以及欠缺反垄断立法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外资收购行为中主体安排的缺陷,将对外资顺利收购"债转股"及收购后企业待遇、有关的国家监管等方面产生一定法律上的困惑和问题,有待相关机关对相应的法律进行修改、整和,并加紧进行相关产业监管立法,以尽早解决这些法律问题.     

从“不签字不手术”看“告知后同意法则”——对医患关系的再思考

"告知后同意法则"对现代医患关系之改善有根本性的影响,其旨在希望借助法律的医师说明义务,来加强医患间的沟通以增进患者对医师之信赖,尊重和维护患者的自主权,进而使医患关系趋向和谐。在实践中,我们既要注重法则自身的刚性,同时又必须依特殊的情形——危及生命安全适用其柔性,以避免患者掉入空虚的自主权。     

对新加坡“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新加坡政府继承和创新儒家思想，创造出具有新加坡民族特点的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构建社会主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全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官德教育，带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Thinking about gender and judging

Reviewing the work of three political scientists who studied women judge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gender and how to do gender-based research. Scholarship on women judges sometimes veers toward an essentialist view of wome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despite empirica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A close reading of this early work reveals some essentialist missteps but also offers strong examples of research across many methodologies that should serve as exemplars for current research across disciplines. If we move beyo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omen decide cases differently from men, using sex as a variable, like other gender-based research strategies, can provide useful feminist insights.     

进一步反思“执行难”

当前 ,进一步反思“执行难”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 ,进一步反思“执行难” ,认真剖析其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有助于我们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 ,历史地、冷静地认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以避免被眼前的阶段性成果迷住双眼 ,裹足不前。其次 ,进一步反思“执行难” ,仔细考察其形成原因 ,有助于我们发现“病灶”后对症下药 ,积极筹划、设计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长短期方案 ,并进一步明确法院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努力的方向。再次 ,进一步反思“执行难” ,帮助当事人和社会舆论走出各种认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