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受贿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受贿犯罪立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从中可以发现受贿犯罪产生的历史渊源,历代惩治受贿犯罪的经验教训。这为当今反腐倡廉、正风治乱、安民宁国的法治建设留下了有益的启迪。     

受贿犯罪的认定与预防控制

本文比较和分析我国和世界各国关于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基于法律之规定,从刑事和非刑事化诸方面探究对受贿犯罪的预防控制。就受贿犯罪的根源说,更需要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建构这一体系。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的思考

当前官员腐败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是受贿犯罪, 而引起受贿的直接原因是行贿。行贿者和受贿者是犯罪共同体,他们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近年来,我国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毋庸讳言,在现实中,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甚至宽容行贿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有相当一部分行贿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笔者认为,行贿与受贿应一并打击,且打击受贿应从严惩行贿开始。本文拟从立法、执法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宽容行贿的原因,并提出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对策。     

浅谈新刑法有关受贿犯罪的两个问题及对策

新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内容改动较大,不仅受贿罪从1979年刑法的渎职罪中分出,而且增添了几个新罪名,新法的这种变动对更加有效地惩治受贿犯罪无疑有着重大意义,但笔者在对新刑法该内容的研究中发现,在立法上关于受贿犯罪主体和间接受贿两方面存在问题,本文试就此做详细分析.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在打击受贿犯罪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2005年10月27日,我国立法机关以全票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9月13日,我国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但是,这些仍未能遏制住我国受贿犯罪的发展势头。据NGO"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第80位。这样的位次反映出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严重。因而,我们有必要从受贿犯罪的特点入手,对受贿犯罪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对之策。     

河北第一贪落马内幕

2004年9月10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此之前,经河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批准,李友灿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李友灿是近年来河北省检察机关继查处李真、吴庆五等大案后,查处的又一起副厅级高官受贿犯罪要案,李友灿的个人受贿数额高达4700多万元,这是建国以来迄今河北省个人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受贿案。据业内人士透露,李友灿的受贿数额也是国内目前被判处死刑中受贿数额最大的一位,从这一角度上说,李友灿也可以堪称为“国内第一贪”。这…     

受贿罪贿赂范围界定——若干特殊贿赂分析

在受贿现象、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受贿罪的对象——贿赂——加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并应相应地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刍议事后受贿

事后受贿是受贿罪的非典型形态，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事前有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狭义的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事前无约定的在职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多种事后受贿行为。以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打击贪污腐败的重点应当放在典型的事前受贿和有约定的事后贿赂上；而从理性刑法以及未来的反贪腐工作形势考察，则应将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贿与其他类型的事后受贿均以受贿罪论处。     

受贿罪认定问题探讨

受贿罪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正确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打击受贿犯罪,必须正确认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个人利益、经济往来中的受贿、受贿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诸多问题。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在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加的一个罪名。由于法律对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这一主体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容易产生分歧,本文将依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国情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论述,并重点探讨犯罪主体的界定问题。     

关于设立业务人员受贿罪的立法建议

自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来 ,非国有事业单位、非人民团体性质的社会团体存在着严重的受贿问题 ,由于没有相应的条款规定 ,尚难追究受贿人的刑事责任 ,已成为全社会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文章围绕业务人员受贿罪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行贿罪的设立构想 ,提出粗浅建议 ,以便理顺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体系。     

大陆香港贿赂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结构具有合理性、先进性以及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而大陆贿赂犯罪立法表现出滞后性和欠缺性 ,应借鉴香港贿赂立法的成功经验 ,完善大陆贿赂犯罪立法 ,从而全面有效地打击日益严重形式多样的源头犯罪——贿赂犯罪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