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关系

各国技术法规的表现形式各异。本文从历史发展、本质属性、法律效力及实践效果等方面，分析了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关系。明确提出强制性标准是我国技术法规的主要表现形式。     

法医学鉴定强制性标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为视角

法医学鉴定意见是重要的诉讼证据,鉴定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直接影响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当前我国法医学鉴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仅有3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489项。法医学标准数量有限,尤其强制性标准奇缺,已经影响到我国法医学鉴定实践和学科发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旨在加强和推进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管理和发展。笔者建议,以该办法的实施为契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发挥更多作用,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法医学鉴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进一步补充、修改、完善法医学鉴定行业标准,强化法医学鉴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执行。     

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地位——司法裁判中的表达

我国现行强制性标准作为强制性的技术规范,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不能作为法院的审判依据或为法院参照适用。作为技术规范性文件,符合强制性标准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或证据加以援引,但并非一定能作为符合相关法律的抗辩事由。为解决理论与实践中的困惑,强制性标准须经立法程序转化为技术法规,作为规章确立明确的法律地位。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效力认定

强制性标准是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由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标准。当前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的解释路径存在不足,尚待重构。强制性标准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应区分标准与法律;强制性标准不是法律,不能直接影响合同效力。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效力来自法律,影响合同效力的是引用该标准的法律规范。法律引用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律对技术领域的管理,其规范目的并非在于否认合同效力,因此,不能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标准而无效。强制性标准是科技伦理以及技术秩序的集中体现,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本质上构成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违背公序良俗是认定违反强制性标准合同无效的主要依据。     

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日本强制性法规违反行为效力论之展开

违反强制性法规行为之效力体现了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对公益、交易安全、当事人间的信义与公平等价值衡量、取舍之不同,在日本强制性法规违反行为效力论之展开过程中,渐次出现了“法规渊源区别说”、“综合判断说”、“履行阶段说”、“经济公序说”、“基本权保护义务说”,并表现为从“公法优先到公法、私法功能分离再到公法、私法功能协调”的一波三折的变化过程。     

违反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效力 ——基于瑞士法的考察

强制性法规,有多种类型。合同违反不同类型的强制性法规,其效力各异。故理论上应先区分不同类型的强制性法规,再分别考察合同违反此等法规的效力。瑞士学界和司法界认为,强制性法规有公法上的和私法上的两种。公法上法规,多为强制性,其理论重点不在此等法规强制性的识别上,而在合同违反此等法规的效力上。私法上法规多不具强制性,故此等法规强制性的认定为重点之一,违反此等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效力为重点之二。借助审判实践,违反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效力在瑞士法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类型化。     

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合同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上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无效合同的判断直接决定着合同的效力问题,对于交易影响较大。我国《合同法》一个突出的亮点,就在于该法第52条第5项明确了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从而为正确认定合同效力、贯彻鼓励交易的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合同法》适用过程中,有关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上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从而使无效合同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较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结合《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谈一点看法。     

国家强制性标准与专利权的冲突、协调与平衡

专利可因多种原因被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之中,从而引起标准的执行者与专利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正确处理国家强制性标准与专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分析法律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洞察有关的利益得失。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     

论契约自由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

契约自由是近代私法走向进步的标志,而社会契约则是契约自由变迁发展的产物。两者关系体现了"能动的自然"到"被动的自然"的过程,同时也为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打开了契约自由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之门。     

技术标准与技术许可之关系探究

技术标准与技术许可密切相关,不论技术标准是否含有专利技术方案,都潜伏着技术许可:技术许可是技术标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技术标准又为技术许可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专利联盟是专利权人通过标准进行许可来实现规模利润的主要形式,而其得以实现的保障是标准涉及的专利技术许可背后的专有技术之许可.     

国外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食品安全与人类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更是一个全球性课题,世界各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创新。即使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健全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世界各国都加大了打击力度。通过借鉴他国经验,启示我国应树立食品消费者至上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理念,借鉴执行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规章制度,优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度,最终建立起完善的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国外鉴定制度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关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将鉴定意见（结论）作为法定的证据种类。这一证据因其携带科技因素且具有弥补司法人员专门知识短缺的功能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种证明上的优势作用在现代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认可和承认。     

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

在我国,根据授权根据、制定程序、公布与否、外在形式等形式意义上的判断标准,技术标准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外观;但根据"是否对人有约束力"这一实质意义的判断基准,技术标准作为事实认定构成要件判断的根据,以及行政活动中的重要依据,时行政机关产生了自我拘束作用,对私人产生了外部法律效果。因此标准的功能与社会规则体系中法律规则的功能几无二致。     

论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

技术标准是调整规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应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法院可以对技术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但审查强度可以稍弱。司法审查的重点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实体内容以及技术标准的适用等方面。     

中外警检关系比较及我国警检模式之构想

文章通过对相关国家刑事诉讼警检关系的分别介绍,比较各国刑事诉讼中警检关系的可取之处,检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关系的现状和利弊,结合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警检关系的建议和设想.     

略论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涉外侵权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较具代表性的有侵权行为地法、政府利益分析法、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原告选择法律、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约等,各有利弊。我国现行法规关于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存在较多缺陷,亟需完善。     

论行政法中技术标准的运用

行政法的发展改换了传统法规范以原则和规则两个基本元素为构成的状况,就是在行政法典则和规范体系中渗入了技术标准这一新的元素。而且技术标准的运用已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尤其在法治发达国家,几乎充斥了行政法的各个领域。然而,通常情况下,技术标准并不体现于行政法典则之中,大多数是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它的主要内容存在于国家颁布的正式行政法典则之外。为此,如何鉴定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如何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运用、其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WTO框架之下构建我国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的思考

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不合理、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与SPS协定应运而生。WTO在鼓励成员方采纳国际标准,或是在科学根据的前提之下制定高于国际标准的同时,WTO/TBT、SPS协议对各国技术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采取了一系列约束性规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善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对于我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出口,以及提高国内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利益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在广泛借鉴并认真研究WTO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涉外纳税人税法适用问题研究

涉外纳税人的税法适用具有交叉重叠的特性,它既涉及到中国税法的适用,也涉及到外国税法以及国际税法的适用。适用不同的税法,对涉外纳税人的税收待遇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国涉外税收政策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