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民冲突之宪法调适

“刑民冲突”现象乃法律规范竞合之一种,惟在宪法的调适下方有合理解决之可能。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为协调刑民冲突之规范基础,它确立了刑法规范在刑事案件审理中的绝对优先适用地位,但是也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干预私经济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设置了宪法界限及行为准则。在“刑民冲突”案件中,司法机关当以宪法规范为依据,依循“合宪性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对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尽量形成规范内涵、规范意旨协调一致之解释。     

韩国宪法裁判的基本原理

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韩国人民罹受亚洲式专制及赤贫之苦。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韩国开始了经济起飞,在产业的各个领域发展神速。韩国人民对于民主及个人权利的要求也逐步增强,这就造成韩国社会的价值冲突越来越严重。韩国现行宪法。即第六共和国宪法是韩国社会两个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该两大利益集团以各自     

海峡两岸民事权益保障的法域分隔

一、问题的提出 法域，指法律、法规的生效区域(即生效的地域范围。广义上包括对人的效力和对地的效力、对时间的效力等)。法域分隔，是一国数法造成的法律不统一，而引起的法的实效性和法律规范的拘束力的地域范围的冲突以及对立。“法域分隔”这一提法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或看法：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背景之下，一国之内的数法依宪法原则分别生效于特定的行政区域(地域)，即其行政区域适用对应的法律、法规，从而造成全国性法律、...     

刍议行政区域冲突规范

行政区域冲突规范是解决同一法域的领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地方性法规 (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规章之间冲突的法律规范 ,它具有冲突规范的种种特征 ,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较常见而又十分重要的行政区域规范冲突原则主要有适用法院所在地法、适用行政相对人所在地法、适用行为地法及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在行政区域冲突规范缺失的情况下 ,它可以为行政执法机关和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提供必要的依据和指导     

论中国近代司法文化发展的多层面冲突

司法改革既是法律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法律制度的冲突容易化解,文化的冲突粘稠难融.近代中国司法文化的发展存在多层面的冲突,诸如主权独立文化与司法权独立文化层面的冲突;司法制度文化与司法效应文化层面的冲突;精英文化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冲突.由于这些冲突,近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也不能得到人民应有的尊重,先进司法体制的异化变质,使人民的法律权益得不到保护,也把社会推入无序状态,从而引发暴动或革命,导致法律发展的新断层.当今社会,要使法律发挥应有的效用,确保司法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和谐适度,营造合适的法律文化环境依然任重道远,"公正的司法"仍是今日中国迫切完成的任务.     

法国行政法的法典化:起源、探索与借鉴

法国行政法对法典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根源于对其传统判例法发展路径的反思.在行政法发展的初期,判例法发展路径能够克服成文法的规范分散、填补成文法的规范空白并避免与行政机关的直接冲突.然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判例法已日益无法满足民主性及体系化要求,法国改革者决定通过法典化重建清晰、稳定的行政法规范体系,以提升行政法规范面对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与可理解性.法国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行政汇编模式、立法审议模式与特定法令模式,其对法典内容的编排乃基于判例规则形塑成文规范,调适成文规范嵌入目录结构,并划定法典边界协调内容交叠.借鉴法国行政法之法典化经验,我国行政立法领域之法典化应当明确以实体优化为主兼顾形式优化之目标;并采用不同组织形式分别编纂行政纲领性法典与行政领域性法典;对编纂之范围应当选择存量规范分散但同质性较强的领域进行法典化;并应引入结构性十进制编码完成条款整合;在法典编纂结束后,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司法部协作完成对于增量规范的持续嵌入.     

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

作为时下的一个焦点概念,"社会管理"极少在法规范意义上得以解析。通过检索可知,我国现行法规范中有3部法律及8部行政法规直接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最典型的是《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前者用整整一章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后者用一节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分析表明,社会管理立法数量少,水平低;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具有弱经济性、弱政治性乃至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的特征;主要是在消极语境中使用,管制色彩浓厚;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社会管理概念有较大差别,不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有差异。社会管理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它呼唤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     

《立法法》修改视野下监察法规的适用研究

《立法法》规定监察法规制定权之后,监察法规如何融入我国法律体系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从适用规则、裁决机制和不相抵触原则三个方面,可以在立法法基本框架下初步构建监察法规的适用体系。监察法规的位阶居于法律、地方性法规之间,不高于行政法规,其异位法冲突采取效力优先规则;地方变通立法不违背效力优先,但不符合监察法规的价值取向;对于新旧冲突,需明确其生效要件和溯及既往情形。监察法规之新一般法与旧特别法冲突应由国家监委裁决,并增设程序性规定;即便监察法规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仍可能面临近位法冲突,其纾解有赖于建立人大裁决、“府-监”协商和联合制定等制度。监察法规的合宪及合法性审查以“相抵触”为判断基准,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规定应无效并予修改、废止或撤销,抵触标准包括形式和实质双重要素,审查强度需结合具体内容予以类型化区分。本次《立法法》修改为监察法规的实践探索预留了空间,从我国法律秩序结构的稳定性出发,可在有关备案审查制度的规定中初步明确其冲突解决机制,待未来条件成熟时作整体考虑。     

论乡土社会的"厌讼"现象

本文指出"厌讼"现象的产生,是乡土社会的本质所引起的,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代法律移植下"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文中认为国家可以在立法上吸收民间法思想并保留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空间。     

诉讼文化的现代变迁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变革

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变革,不仅与政治、经济因素有关,更与文化因素有着重要的关联。我国传统诉讼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主要反映在：第一,权利意识的复苏;第二,平等意识的增强;第三,正当性意识的转变;第四,非诉意识的退却。这种变迁可能与旧的民事审判制度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对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牵引与诱变。     

西欧中世纪法制发展特点论析

西欧中世纪法制由日耳曼法、罗马法与教会法构成。日耳曼法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占据统治地位，带有原始民主性；罗马法是古代调整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善法，在中世纪得以复兴；教会法是天主教会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总称，对中世纪西欧社会影响巨大。三支性质不同的法律体系适应统治需要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西欧中世纪法发展的独具特点，也形成世俗法与宗教法独立并存的法律二元化格局     

论部门法规范冲突的宪法调适

部门法规范冲突不仅是因部门法调整范围的交叉重叠所致,更是由公法、私法法律原则背离对峙而成,其主要表现为刑民冲突和行民冲突。在部门法规范冲突案件中,法官应当依据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在私法案件中适当引入公法规定而区分诸种民事法律行为之效果,在公法案件中为维护公法秩序而酌情考量当事人私法行为之效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时代背景下,部门法规范冲突宪法调适的实现,一是需要立法者在明确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促进两者接轨,二是需要司法机关充分体悟宪法精神,贯彻宪法原则,在司法审判等法律适用过程中对公法与私法规范的冲突作合理调适。     

论“直接适用的法”与冲突规范的关系

<正> 随着国家职能的改变和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增强,国家希望它的某些意志能够绝对地得到体现。为此,国家便赋予某些法律规范以强制适用的效力,尤其是在涉外民事关系中,这些法律可以无须通过冲突规范的援引而直接予以适用。现代国际私法中这种能够被直接适用的法律,就是“直接适用的法”。“直接适用的法”与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中两种不同的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和手段。两者既相互独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直接适用的法”和冲突规范都服务于国际合作事业,致力于公平处理涉外民事法律纠纷,促进国际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活动。但另一方面,两者的立足点、指导思想、适用方法、适用效果又不尽     

关于法律移植的一个实证分析——以希伯来法对古巴比伦法的移植为视角

希伯来民事规约对古代巴比伦民事规范的移植以及本土化,发生在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古代西亚地区。这一古代实例充分说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不只是近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突出的现象,它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早期就已大量存在。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是人类社会中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是社会文明交融与碰撞的必然产物。     

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文章认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是宪法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由于宪法规范的高度概括性与原则性 ,在具体调整社会现实时必然与具有动态性的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与冲突。宪法就是在规范与现实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过程中存在并不断得到完善。在急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与矛盾表现得更为集中与突出。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有效地预防与解决宪法运行中出现的规范与现实的冲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各国宪政实践的基本经验为基础探讨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的原因、表现与解决机制等问题 ,并对如何有效地控制规范与现实冲突问题提出了对策。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兼论现代性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目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反映了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刘涌案"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死刑存废之争"反映了法律理想图景与现实正义观念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法律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预设,把人视为独立自由的平等个体,把错综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剪裁成单一片面的法律关系,要求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甚至主张以"人道"规范一切;但是,社会中的人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国家职能和社会规范都是多元的;民意具有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性法律与中国民意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冲撞。现代性法律只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中国的部分需求。     

民国初年的法规建设

无论是封建专制社会，还是现代民主社会，吏治之好坏，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前途关系极大。所以，必须以法令形式约束、规范官员行为，舍此不能管理好官员。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便就此制定了不少法规。     

论日本政治文化的内在冲突及其社会心理根源

"贵和"观念与武士道精神、战后的象征天皇制以及"派阀政治"是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特质,其内在冲突深深植根于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风土人情之中."贵和"观念与武士道精神的内在冲突反映了和平主义、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等政治意识之间的矛盾;而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则承担了日本政治社会化功能,是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中皇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纠结与冲突的政治体制根源;作为当代日本政治文化典型特质的"派阀政治",既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渊源和社会心理基础.这些政治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基础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日本的政治决策,表现为"脱亚"与"入亚"的政策摇摆及其国家定位与民族身份构建的困境.     

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

作为时下的一个焦点概念"社会管理"极少在法规范意义上得以解析。通过检索可知,我国现行法规范中有3部法律及8部行政法规直接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最典型的是《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前者用整整一章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后者用一节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现行宪法典中没有社会管理概念的直接表述,但这不意味着宪法与社会管理无关。分析表明,社会管理立法数量少,水平低;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具有弱经济性、弱政治性乃至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的特征;主要是在消极语境中使用,管制色彩浓厚。     

论中国《法律适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该条所谓的"法律"并不要求强制性规定必须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该条中的"强制性规定"一般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尽管如此,我国法院仍然可以利用两个途径考虑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涉及宽泛的民商事关系。强制性规定可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法律与行政法规对其效力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若无明确规定,不能仅以违反此类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合同领域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分为"管制型规范"、"半管制型规范"和"衡平型规范"。管制型规范应直接适用;而衡平型规范的适用必须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半管制型规范只有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直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