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型社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是指通过合法登记或政府部门认定的，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联合型组织。它主要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承担有关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责任；二是在业务上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积极为相关社会组织搭建平台;     

社会主义公民文化逻辑初探

随着“单位社会”的终结，当代中国逐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有其特定的价值追求。其文化逻辑是支配公民行为的灵魂，核心价值的构建是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文化逻辑体现在由公民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生活中，超越公权与私利的公民文化下的自由联合。     

公民社会构建与政府责任

公民社会是非政治性的、不受国家任意干预的民间团体或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社会与国家的确认与尊重。构建公民社会应考虑人本和物本、民本和官本以及公权和私权等焦点性问题。政府应本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民主法治的原则，承担起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承担起保护公民各项合法权利的责任。     

公民社会思潮渗透的途径、实质及应对

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介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一个领域,其载体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其目的主要是维护社会某一阶层、团体或组织的共同利益。近几年来,借我国推动社会治理之机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公民社会之名,到处宣扬西方民主价值观念,肆意歪曲和攻击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企图弱化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宣扬公民社会思潮的状况进行梳理,以透视其本质,便于人们在这种思潮面前,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为所动。     

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理性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单位社会向个体社会的历史性转型。这一转型表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崛起。公民社会建设正在或必将成为社会领域变革的公共目标。针对目前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存在的认识偏差和制度缺陷问题，应着重从民间组织和政治参与两个方面予以重点推进。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代表社会亦或调节社会？——中国地方公共领域研究述评

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是当下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回顾近四十年海内外的中国地方公共领域研究不无裨益。早期研究采取自由型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地方公共领域产生于同国家相对的社会之内，强调其代表社会的功能。晚近研究采取中介型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地方公共领域存在于同国家相对的社会之外，强调其调节社会的功能。它们总体上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与中观层面上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拓展研究，也许可以关注被忽略的公共领域交往模式，从微观上探讨地方公共领域的联结社会功能。这可能为当下乡村公共空间作用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构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之断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理及其中国化的两个不容违逆的规律性依据：价值追求的顺序性与手段采用的合时性，马克思主义当下中国化的路径应该是“社会决定国家”。这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就要求首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应扮演好自己的主要历史角色。对国家来说，应主要扮演好解放与协调市民社会的角色。对社会来说，各“公民社会组织”应主要扮演好社会沟通与社会合作的角色。对个人来说，应该努力培养“公民美德”（公德）以适应现代公民的角色。     

法律援助进社区大有作为

法律援助主要是指由政府（还有社会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对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在我国从无到有（我国是从1994年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从小到大、从个体的行为到规范化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与社会文明进步紧密相连,与依法治国的脉搏息息相通,在保障贫弱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与整合

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它是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产物．同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臣民文化相去甚远。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同构之中．国家权力兴而社会权利弱．具有浓重的东方文化传统，国家权力无限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和角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志愿精神：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

志愿精神是个人对生命价值、社会、人类和人生观的一种积极态度 ,它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而在培育公民社会中如何处理公民、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始终是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本文在回顾“公民社会”概念内涵的历史流变及当代诠释的基础上 ,指出志愿精神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有效助推器 ,是构建公民、社会、国家三者良性互动社会模式———“三位一体”体系 (“三位”指公民、社会、国家 :“一体”指公民社会 )的黏合剂。     

公民社会与有限责任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减弱,个人的自由度和社会的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促使公民为了实现或维护自己的利益组成各种各样民间组织,同时以民间组织的大量涌现为重要特征的公民社会也慢慢成长起来.公民社会强调多元性和多样性,尊重社会自治,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界限应该进一步明晰,政府的职能、权力和规模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限制,政府在高效地承担有限责任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公民在社会领域内的自治权.     

加强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的现实必然性研究

在新社会组织中设立党的组织，并加强其中的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扩大工作覆盖面、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解读居多，理论阐释偏少。本文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从公民社会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社会整合下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和政党现代化的内涵等角度，阐释加强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的现实必然性。     

社会资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视角

本文以社会资本为理论框架对我国当前社会管理状况进行分析，阐明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可通过完善社会管理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关于公民社会责任的理论思考

公民是社会主体，培育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公民社会责任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人与社会的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公民社会责任存在的基础。公民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特定组织的责任。公民社会责任表现出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具有历史性具体性以及公民身份的合一性等特殊性质。     

中国公民社会有效参与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基于政府层面的分析

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国家或政府和营利性企业之外进行自愿结社和自由交往的社会公共领域,各种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的效果总体上是有限的,而政府层面的原因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政府层面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不充分、参与的渠道单一、参与的方式不足、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程度低四个方面。在这些制约因素背后还存在着更根本的原因,即政府官员思想观念的落后和政府的自利性倾向。     

公民社会视角下政府机构改革新论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着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五种模式。而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又是政府的载体。因此，敢府机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高度重视与公民社会的和谐。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过去没有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此点。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将政府机构改革与加快公民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使两者关系和谐，这也许是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社会融合组织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

目前,城市外来人口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员作为一个贡献于本地社会而又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文化存在隔阂的特殊群体,如何看待和处理他们与本地的社会融合问题,是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艰巨任务。社会融合组织作为加速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载体,是特定时期和背景下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态。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的实践证明,社会融合组织在外来人口管理中通过重构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了外来人口的管理机制。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轨迹与现实性状——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个案研究

一、研究的背景和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引起全球关注，很多学者对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期待。如柏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现代社会文明应该是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者共同发展的结果。“在非政府组织活跃的社会中，国家和市场都会更有效地运作。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加强社会成员的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它们在人权、教育、政府参与、信息流动等方面所开展的活动都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使社会资本增值。”在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