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媒介观下中国对法国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在中国与法国文化传播存在明显逆差的背景下,创新中国对法跨文化传播模式势在必行。本文基于空间媒介观的视角,认为中国对法跨文化传播可以充分利用法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象征性、多元性和链接性等特征,通过中国文化丛的"整体植入"、中国元素的"逐步渗透"以及在法华人的"个体表达"三类传播形式,达到彰显中国文化身份、创新文化内涵、融入法国语境及实现情感链接等目标。     

亚洲来华留学生“文化休克”现象的根源及其对策研究——以南昌航空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留学生给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这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文化休克现象。因此,如何应对留学生由于文化休克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帮助留学生适应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习生活,已成为当代留学生教育与管理者应当深入研究的紧迫课题。本文通过访谈的方式,以南昌航空大学亚洲来华留学生为访谈对象,分析总结亚洲来华留学生文化休克的根源,据此提出应对文化休克的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中国世界遗产全球化传播中的跨文化认同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在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越来重要的地位。世界遗产蕴藏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是软实力的重要文化载体。跨文化认同是世界遗产发挥软实力的前提,跨文化传播则是形成跨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的世界遗产因其评价标准西方化、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国深层文化博大复杂等原因,使得其跨文化认同存在多重障碍。本文将从跨文化认同的角度,分析中国世界遗产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障碍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在世界遗产申报文本及陈述报告、遗产地旅游规划和遗产地营销等方面为解决跨文化认同障碍提供相应对策,促进中国世界遗产在国际上跨文化认同的实现,进而发挥世界遗产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走出去”与来华留学生教育——兼谈“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我国政府以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世界传播、增进世界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建立和谐友好的世界为主旨而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来华留学生作为世界汉语学习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感知者和传播者;在向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时应该秉承尊重、共存、对话的理念。善行河北为留学生感知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社会实践的课堂;应该鼓励留学生为善行河北注入国际元素。     

龙的重新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文章从传播学理论、翻译经济学和保护民族文化等角度对龙的重新翻译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把本国独有的事物翻译成外语时,第一应该考虑跨文化传播的准确性,避免误读,必要时应该建立新的传播符号及对应的知识系统;第二应该考虑语言的“性价比”,常用词汇应避免使用解释性的意译词组;第三应该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选用“陌生而怪异”的译法。     

全球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视域”

全球社会正经历着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将“问题视域”指向不同文化之间的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与交往的变动现实，尤其是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的调适与变迁，通过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努力，逐步建立适应时代特征的学科体系。     

转型期大众媒介的利益表达功能研究—以互联网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矛盾众多,群体性事件频发,利益受损现象较多,民众的利益表达欲望也比较强烈。在我国规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还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大众媒介是民众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很好的渠道。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网络媒体在表达民众利益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完善民众利用网络媒体的利益表达通道。     

大众媒介与政治的互动规律——兼评P.埃瑞克·洛的《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

政治过程就是权力的运作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大众媒介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而大众媒介对政治的介入及其对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则是由政治过程的特点、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以及大众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所决定的。大众媒介与政治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也决定了政治必然要对大众媒介的运作实施控制与操纵,以及大众媒介对政治过程的全面渗透,因而使得媒介化政治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然而,大众媒介在政治过程中的权力过分扩张,也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     

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

中国古代王朝的教化传播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以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分析，它具有持久性、广泛性、渗透性及全员性等特点。就拉斯韦尔提出的“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传播功能而论，古代王朝教化传播所承担的功能与之相当，但中国古代以教化为中心特征的教育远非拉斯韦尔的表述那么简单，古代教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传播力，在教化传播过程中，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象征，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与伊尼斯“媒介偏向论”所持观点正相吻合。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世界主义与跨文化语言传播的正当性——基于泰国青年学习汉语和德语的比较研究

孔子学院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但是,以孔子学院为载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实则与其他跨文化语言传播一样,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文章从世界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全球化发展的本质内涵,并对泰国与中国、德国的交往现状以及泰国人学习汉语和德语的基本情况做了对比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了语言与沟通理性的关系以及包括汉语在内的跨文化语言传播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正当性价值.     

从宣传警务、公关警务到媒介警务——警察传播研究的历史素描与时代命题

自现代意义的媒介问世以来,传播与警务的互动造成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并经历了从宣传警务、公关警务到媒介警务的融合历程。媒介警务倡导警务治理媒介化,明晰媒介化社会语境中警察传播研究的预期目标、基本方略和重点命题,建立适应现代警务发展的话语系统和解释系统,探讨匹配警务发展的媒介逻辑,指导公安学下新兴学科构建。     

关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兴趣的问卷调研报告——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汉语系初级班留学生为调研对象

文化教学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文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所得的数据为我们教学提供有益的线索。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媒体介入刑事审判更多地是对审判独立形成了一种干预,社会舆论的日益自由化和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极易引起党政机关领导及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关注,转而对法官依照事实和法律独立地形成心证作出裁断产生干扰。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审判以其刚性的表征客观上也起到了其本质上监督审判运行的作用,对于现阶段完善我国的审判监督机制具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     

汉水城市品牌传播研究——以荆门市打造中国农谷品牌为例

城市品牌其实就是城市形象传播的具体化,汉水流域城市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应该结合地域文化历史特点打造本地的城市品牌,策划和营销城市;荆门市依据本地的历史悠久的屈家岭农耕文化特色,提出了中国农谷品牌,是汉水流域城市打造品牌的一有代表意义的摸索,其打造该品牌的实践对于其他汉水城市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首先认识品牌的涵义,再是研究汉水城市的历史文化特点,提出打造文化品牌的设想,最后探讨荆门市打造中国农谷品牌的方法和实施路径。     

超大城市品牌传播与塑造研究——以成都为例

文化产业发展对城市品牌传播与塑造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化产业能级提升,将加快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作为超大城市,成都产业能级提升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环境日益改善,与城市品牌相关文化产业的规模影响力、集群竞争力和行业控制力得到显著提升,城市品牌的塑造与传播日益深入。但从全球和全国文化产业集聚区发展来看,成都的产业优势不够明显,在区域内发展不充分。成都应优先选择符合文化战略重点突破方向、接近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细分领域,打造美食、文创、文旅、会展、体育、音乐等产业集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显著规模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成都城市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吸引力。     

非华裔留学生实践性教学评价体系的实践与探索——以“中国文化”课程为例

随着非华裔留学生实践性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需要出现与之相适宜的教学评价体系。因此,在传统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引入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就显得极为迫切。本文以中国文化课程为例,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从不同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评价体系的运用以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沟通与平衡——以中美"媒介审判"为视角

司法与传媒作为担负基本人权实现的机构,它们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公正、正义的实现,所不同的仅仅是它们的运作机制和采用的方式。     

警务公开中媒介与内容的转向:微传播与安全信息——以江苏省公安厅警务公开为例

随着网络的发展,微博、微信等微传播已经成为警务公开的主要媒介,此类传播模式使警务公开从宣传作用转向管理角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一受众形成警务自治共同体,依据警务信息协调社会活动。警务公开中安全防范与警方提示类信息的快速增长,领导工作动态内容在下降,也说明警务公开的工作思路正在从事务性转向需求性,以公众的需求作为导向。江苏省公安厅警务公开的数据恰恰印证了警务公开在媒介和内容上的转向。     

媒介事件化的中国民族问题——对《纽约时报》2000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研究

鉴于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事件的概念开始从仪式性事件延伸至破坏性事件,破坏性媒介事件也被认为是肇事者和媒体的合作。文章对《纽约时报》2000年至2011年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报道已嵌入了破坏性媒介事件的框架,起到了满足分裂分子诉求的作用。有鉴于此,中国应从及时公开信息、传播中国少数民族常态生活、加强对民族问题的信息预警机制以及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着手,增进国际社会的全面了解,削弱乃至消除《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以破坏性媒介事件框架报道中国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