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扩张与完善

目前,我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规定过窄,阻碍了消费公益诉讼发挥应有价值。基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理论,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呈现广泛性的特点。公民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可以弥补“官方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不足,充分发挥律师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应在借鉴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确认公民具有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资格。     

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建议

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各样被冠以公益诉讼之名的案件,但我国目前对公益诉讼的研究尚未上升为立法的层次。在我国构建一套完整的公益诉讼制度体系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受案范围的问题;其次是确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另外,由于公益诉讼案件与传统诉讼的不同,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有利于更多的公民加入到法律监督的领域;最后涉及滥用公益诉讼导致侵权的责任承担。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究

现行的民事原告资格的立法模式，从法律制度设计上排除了公益诉讼存在的可能性，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除直接受到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人或组织以外，还可以是非直接受到侵害的个人、相关社会团体和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制度初探

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地加强,各地不断爆出不计个人得失为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的普通公民,但他们的起诉无一例外都是被驳回。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时,对原告采用的是“适格说”,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原告必须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提起诉讼。对于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它的主体在我国只能是人民检察院,即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而目前,检察院只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对民事、行政案件只有检察监督权而无起诉权。这说明我国的诉讼制度还有待完善,而完善的途径之一就是引入公益诉讼制度。     

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诠释

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涵盖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两大领域。公益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特色就是公益诉讼的原告制度。与传统私益诉讼的原告制度相比,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原告资格的多元化、原被告双方力量的差异性、原告处分权的限制性等特征。     

数人侵权责任诉讼模式研究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侵权责任服从和服务于救济、预防、惩罚等多重功能的实现，而数人侵权责任的追究程序，往往因诉讼模式研究的滞后而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数人侵权责任诉讼可以类型化为个别型、整体型以及选择型三种诉讼模式。选择型诉讼模式契合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当代重要发展趋势，应当成为数人侵权责任诉讼程序设置的基准模式，而法定诉讼担当的运用则有助于奠定该诉讼模式在当事人适格方面的正当性基础。     

破产撤销权诉讼的构建

破产撤销权利人可以直接向相对人主张行使撤销权,追回财产,但如果相对人不予认可,撤销权利人便可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之,此种方式可谓撤销权诉讼。我国《破产法》规定撤销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从诉的形态来认识,破产撤销权诉讼为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的结合。从诉讼的构造来看,管理人基于其独立的地位和权利行使主体的身份应为诉讼的原告;相对人或受益人为行为的实质对象,所以应为诉讼中的被告;债务人与可撤销行为存在利益牵连关系,应为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破产撤销权行使后,产生可撤销行为自始无效,财产返还、回归债务人财产和相对人或受益人原权利义务恢复的法律后果。     

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研究——以检察监督为视角

民事公益诉讼的建立是必要和可能的。国家机关、团体、自然人均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但是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检察机关的公共性特征使其最适合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公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构成要素，公诉权中应当包括保护公共利益的民事诉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龙头地位，可以有力地推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案件事实”结构分层下的“准共同诉讼”框架——以多数人侵权案件为例

现有共同诉讼的制度逻辑在于,诉讼程序的“分与合”必须在起诉之时选定,选定之后与之相对应的程序规则贯穿整个诉讼阶段始终。但上述逻辑在实务运行中的悖论在于,法院在起诉阶段往往无法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即对多数人侵权纠纷中的因果关系类型进行准确判断。因此在多数人侵权案件中,为查清案件事实,应将传统共同诉讼类型中“分与合”的抉择放置入诉讼的动态流程进行综合评估。将整个诉讼流程划分为起诉阶段、法律适用之大小前提的找寻阶段以及司法结论的导出三个阶段,逐项分析每个阶段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利益诉求流动对比,力求建立一套与诉讼进程相结合的准共同诉讼动态判断规则。     

日本法上的派生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派生诉讼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安排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其目标是使该制度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发挥法律为经济服务的功能.日本的派生诉讼制度部分规定在实践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对原告股东的限制要求、对善意原告的补偿和对恶意原告的惩罚、等待期限、请求机关的设计以及多重派生诉讼纳入法院受理范围等方面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构建有重要启示.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