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社会公益组织的工具选择

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只有通过适当而合理的规制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行政法研究中并未予以真正关注。目前分析我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已经由之前单一的加强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转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并重的双重规制目标。实现该规制目标,需要从传统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转变到侧重使用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协商性规制、自我规制等规制工具。社会公益组织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案例,对探讨政府规制形式的具体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困境和出路: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关系及相应范畴。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软法"上的规制,设立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软法"进行审查;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     

政府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用、内涵及其规制效应评估

本文回顾了对成本收益分析的争议,对规制成本、规制收益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就其中影响规制成本和收益构成的主要因素作了重点分析;随后,对影响净收益的基线的选择,折旧率大小的确定进行了阐述。本文还介绍了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在评估规制效应中的适用情况,并强调指出应高度关注规制动态性和激励性规制在规制效应分析中的作用。文章最后认为,应逐步引入成本—收益的规制分析理念,提高政府规制有效性;高度重视因成本收益不平衡分布引发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因规制引发的复杂性程度。     

中国行政风险规制及其司法审查难题

近年来,行政风险规制在我国逐步兴起并迅速发展。规制风险,是现代政府的应尽之责。行政风险规制有其必要性,但与行政风险规制相伴随的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方式的改变,为这一新兴的行政行为之司法审查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加上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问题在我国呈现为特殊难题,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对其作出回应。     

论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及其法律规制

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两面性。对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要达到防止警察行政权力被滥用、发挥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积极功能的双重目标。我国的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异化,主要原因在于立法控权的盲区、权力自身的属性、司法审查的局限性、监督机制的缺失等。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严重影响了法治进程,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人民警察形象,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应当从完善立法规制、加强司法审查、强化行政自我规制等方面,全面规制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防范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     

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的治理

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是警察裁量权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应厘清现阶段警察用枪规则治理、调查审查、不作为及组织裁量等治理争议和疑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工具、技术和具体方案。警察枪支使用裁量权的治理应当以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和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整合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以之作为甄选治理方案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强化公安机关自我规制、调查监督、司法审查连结而成的传统权力治理体系。并从协商规制的视角,充分关注警察用枪规范、政策、惯例、数据、规律、衡量因素及方法等信息的公开和说明,以此作为传统治理技术的补强。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律规制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制已是行政决策法律规制的共识,但其涉及的若干实体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则始终存在较大争议。重大行政决策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一般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等概念极易混淆,需要厘清。实务操作层面,如何处理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与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之间,上下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之间,决策公开与信息公开之间,决策合法性评估与合法性审查等几个关系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系统梳理和分析问题,对于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健全相关决策程序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如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关于如何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多种意见,实际上司法监督相较于行政监督更有效。应在实践层面切实启动《行政诉讼法》中的合理性审查范围,明确审查的重点和后果,逐渐构建起一套有效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试论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行性

就行政行为而言 ,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其重要的判断标准。合法性要求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各种相关行政法规 ,也即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的范围和框架内行事 ;然而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其被滥用的可能性的存在 ,使得行政行为合理性的问题随之出现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 ,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 ,不仅要包括合法性审查 ,更应当有合理性审查。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 ,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还不具有完备的条件。但我们应当在了解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和认清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调动人民群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学术界的积极性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使得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查更为全面、彻底、有效。     

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失败和规制优化

在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政府往往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于一身,既担负项目管理的核心角色,又是对项目管理过程进行规制的主体。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效益低下、腐败问题严重的最重要的体制性根源,并使得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普遍出现规制真空与规制重叠并存、规制俘获和规制套利并存、规制竞次和规制合谋并存、规制机构自主性不足与自由裁量权过大并存、规制成本膨胀等规制失败现象。要理顺并优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制,可从加大规制机构整合力度与加强机构间沟通协调并行、提高规制机构自主性和限制规制机构自由裁量权并重、引入竞争机制和开发绩效评估工具并举等几条途径入手。     

政府管理改进的制度保障：法律规制的协调与完善——以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为参照

在“依法行政”的时代背景下,法律规制的协调与完善是政府管理改进的重要条件。没有协调、完善的法律规制,或者法律规制方面存在明显漏洞,政府管理改进都会受到阻滞。因此,通过对十余部与湿地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评估,检讨了政府湿地管理法律规制,阐述了我国湿地行政管理立法取得的进展,分析了我国湿地行政管理法律规制存在的不协调、不完善之处,提出了完善我国湿地行政管理法律规制的建议。     

利欲型违章行车的经济学分析

利欲型违章行车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行为。在我国道路运输业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功能性缺陷下,驾驶员之所以违章行车,是因为他们预期的违章行车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我国还需要较多地依赖政府对其进行行政规制。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启动要件探析

司法审查能较好起到规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作用,但是进入司法审查必须明确其启动要件,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进行司法审查应当满足的条件。目前由于在启动主体要件、时限因素、关联性等方面规定不清、界定模糊,导致相当一部分附带审查的诉求得不到法院支持,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架空。通过对启动要件的分析,进一步明晰司法介入行政的门槛,能更好实现司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制功能。     

行政垄断及其规制

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谋求市场强势地位的政府违法行为 ,其存在不仅限制竞争 ,而且与WTO规则相违背。规制行政垄断 ,要加强政府法治建设 ,完善立法 ,完善司法审查制度     

“限牌令”实施中的政府信用流失及重构

在全国7个城市分别实行的"限牌令",以其相似的情境、关联的政策以及处理模式的循环性和单向性,严重损害了政府信用。由于政府许诺与践诺偏差致使诺言变谣言、情境与政策剥离造成行动复制性、同体和异体分离导致问责制断层、权力与信息叠加引发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致使政府信用流失,需要通过厘清边界、关联结果、发挥效力、践履责任、补偿关怀等路径重构政府信用。     

激励性规制:政府规制发展的新趋势

在规制俘虏理论和放松规制理论的影响下,为了提高政府规制效力,降低政府规制成本,激励性规制理论应运而生。激励性规制侧重于研究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和手段,从而以最小成本获得规制信息和激励企业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激励性规制的具体措施主要有特许投标竞争、区域间比较竞争、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规制等。我国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在政企分开和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有必要引入激励性规制机制。     

中国行政规制的合理化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发展阶段不同,行政规制改革的背景和步骤也不同.但是,各国的行政规制改革,在目标上却存在诸多相同性——其共通的目标就是规制的合理化.在中国,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行政规制的核心任务,是推进整合优化规制系统,以解决行政规制合理化问题.改革的指导原则应当是落实行政程序的三大基本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和公开原则.具体推进行政规制的改革,则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深化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注重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完善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包括三大部分,即行政规制决策、行政规制运行及行政规制监督和责任.这三方面的法制建设完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行政规制的法制度.完善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涉及许多领域,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及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公务员制度改革等.中国的行政规制改革,应当立足于《行政许可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确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则,切实地依法推进.     

我国毒驾规制的行政法反思

毒驾问题是继醉驾问题后又一个公共话题。在未经由行政法规制而将毒驾直接入刑的做法是与现代刑法谦抑主义相悖的,基于此,我国毒驾规制采用行政规制手段,并体现在事先性驾驶禁止的法规范之中。这种"以权利换管理"的规制模式直接违反我国《禁毒法》的相应规定,且对毒驾问题采用行政事先审查办法予以解决,这不符合行政许可的一般法理,也不符合实践的发展需要。因此,毒驾规制的重心应当实现从行政事先强制性禁止向事后的行政严惩转变。     

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合宪性困境与行政补偿理论的应对

规制国家的兴起带来现代行政活动方式上的变化,而传统的行政补偿制度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正经受着来自于以可转移土地发展权为代表的土地规制工具的挑战。传统行政补偿理论围绕公平负担理念,发展出以特别牺牲为核心要素的理论框架,在功利论和义务论两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主要通过对公权力干预财产权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起到维系公私利益平衡的效果。规制工具所蕴含的"公平分享"价值取向与传统行政补偿理论的"公平负担"实际上是同一理念的"一体两面"。作为公权力干预公民财产权的行为样态,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根本弱点在于缺乏义务论的合宪性控制。于此的公法理论应对,应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维度进行合宪性建构,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强调合目的性和合比例性,以政府公共政策影响公民财产权所形成的利益为视角,对干预行为进行审查,达到维系公私利益平衡的效果。     

我国物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规制模式研究

在借鉴国外信息安全规制模式和参照我国目前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规制模式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价值的正当性、内容的可接受性、结果的有效性和成本的低廉性等因素,可以将我国物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规制模式建构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配合规制与自我规制相结合的多元主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