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

与美国结盟是澳大利亚对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其对外战略的支柱.澳美关系是不对称的主导与依附的关系.澳大利亚与美结盟的政策使不少亚太国家对其"融入亚洲"的政策表示怀疑.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之后,美澳联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更令许多亚太国家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不安有加,使澳大利亚和亚太国家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

美国基于对当前亚太战略形势的判断提出了再平衡战略。从理论上来看,传统的竞争型权力平衡战略通常只强调物质利益,而合作型权力平衡战略则把理念因素纳入思考的范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属于后者,而澳大利亚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显得相当重要。文章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这种战略下美澳合作的具体实践,发现不论是"澳新美安全同盟"机制还是"澳美部长级会议"机制均得到了强化。其原因在于,双方的战略思考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看中澳大利亚在亚太的地缘战略价值,澳大利亚也试图借美国的力量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亚太的战略地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合作并不一定会给该地区造成类似冷战式的安全困境,未来双方关系的动向仍需深入观察。     

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澳大利亚安全认知与实践的两难抉择

自美澳同盟建立以来,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强化。但由于美澳同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外交决策的独立性与结构性限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其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观念的碰撞始终影响着自身安全认知的形成。当战略环境出现变化时,澳大利亚的安全认知就会面临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抉择的过程。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再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具体到政策选择上,这将对美澳同盟的发展以及中澳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后的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

本文扼要概括了冷战时期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特点和基本状况,着重分析了冷战后这些特点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具体分析了影响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一些持久的双边和战略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冷战的结束对传统的、基于北约联盟基础上的美欧防务安全关系带来严峻的挑战.随着欧洲安全环境和防务性质的变化、美欧各自战略重点的转移、欧盟一体化的进展和美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的性质和内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9·11"事件并没有改变美欧关系裂痕加大的趋势,反而使美欧防务安全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美欧之间在安全防务问题上虽然存在众多的分歧,但不会走的太远,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总体上仍以协调和合作为主.     

权力转移、战略依赖与联盟转型——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

联盟是一国通过外部方式增加权力,服务于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主导国建构联盟体系旨在维持其主导地位。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主导国战略目标不变,相对权力变化有利于主导国时,其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下降。此时,主导国推动联盟转型以强化对于盟友的控制,盟友的自主性更受制约,主导国或者是将盟友地位矮化、联盟功能简化,甚至解散联盟。当相对权力变化不利于主导国时,联盟对于主导国的价值提升,主导国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加深。此时,主导国更可能提升盟友地位、强化联盟承诺、扩大联盟的职能。冷战结束之后,美日联盟经历了可能瓦解的危机。文章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探讨了美日联盟经历的三次大的转型。在当前的美日联盟中,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美国给予日本一定自主权的重要标志,联盟的安全与防卫合作在空间上扩大至全球范围,在时间上覆盖了和平与战时的全过程。但是,美日联盟转型弱化了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增加了美国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北约：从区域防御组织到全球霸权工具

<正>冷战结束后，北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实力一家独大，仍然主导北约的战略转型。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10个西欧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各国完成公约的国内批准手续，这标志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正式成立。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集团对抗的产物，这个“二战”后最著名的国际军事集团已届74周岁，拥有31个成员国，每年军费支出上千亿美元。在经历“冷战”洗礼和近三十年的多次转型后，北约不仅没有式微，反而老而不死，加速膨胀，成为美国推行和维护全球霸权的工具。     

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沈志华教授访谈

战时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内部的右倾变化主要是美国政治的自然走向,但苏联的一些做法加速了这个过程。苏联的外交言行不仅没有阻止美国国内对其不利的势头,反而刺激了美国右翼兴起。苏联拒绝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给整个战后国际秩序造成缺憾。冷战起源不只是安全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安全问题,但恰恰是安全问题使得美苏走到了一起,并在一个体系内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经济问题其实是冷战起源最根本的问题,经济上不能走在一起,为冷战奠定了基础。1947年底,苏联先提出了两个阵营,这是政治上的主张;1952年又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这就是经济上的设计。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形成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而对立的基础是经济的切割。切割导致苏联后来错失战后发展机会。纵观苏联历史,苏联先后错失了三次改革的机会,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根源。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特别是“9·1 1”事件以来 ,北约的性质、职能和目标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变化中的北约 ,给北约准确定位 ,是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从美国全球战略、北约适应性改造以及美欧俄的关系互动等不同角度 ,对冷战后北约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 :北约正在演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与欧洲统一稳定的一个工具 ;北约在不断调整军事战略的同时 ,其政治功能空前加强 ,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成员众多、没有固定敌人的合作安全体系 ;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将逐渐趋于松散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欧洲盟国对北约的依赖都将下降 ,对北约的使用也将日趋灵活 ,联盟关系将进入相对不稳定的时期。北约从军事联盟向北约范围内的安全共同体的转变 ,有利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CSSCI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及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影响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强化了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合作,表现出谋求在东南亚更多的“准入”和使用设施权、在强化双边军事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军事演习与合作、美日澳三国安全合作与东南亚合作相结合建立环太平洋安全网络、更加关注海上安全等新的特点。美国在东南亚的新军事态势对地区和中国安全环境有重要影响。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兼析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在发展和演变中相继经历了行政区划管理、部门管理、综合管理等三种海洋管理模式。影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界定、利益集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权博弈中的合作、国际海洋法等。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其措施包括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统筹和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洋管理工作,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强化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执法能力,实现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这些措施迎合当前美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但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继续采取以自己为标准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编者的话

<正>作为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联盟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袁伟华和田光强指出,联盟主导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联盟依赖强弱的波动是造成联盟转型的主要因素。作者随后以冷战后美日联盟的三次大转型为例,就上述论断加以验证。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诠释联盟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助于理解及预测当今美国主     

冷战后的美国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

冷战后,为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改革防务贸易出口控制,但改革一波三折,直到奥巴马政府才取得重大成果。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扩大许可证豁免的范围,实现防务物项或技术更好和更快地向盟国或友好国家出口或转移,其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对潜在敌人的技术和战争优势,提高盟国的军事效力,加强美国与盟国协调作战的能力;扩大防务合作范围。通过更好、更快地向盟国出口或转移防务物项或技术,不仅强化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强化了建立在共同安全基础上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改革也使美国巩固了其在世界军火市场的突出优势地位,增强了盟国在军事和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有助于美国克服金融危机和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本质上,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就是鼓励与值得信任的盟国的防务合作,它加强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政治联盟,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美国更好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手段之一。     

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

联盟理论一直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所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 ,也是一个充满悖论、见仁见智的问题。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认为均势是联盟形成的关键 ;以沃尔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则认为威胁平衡是联盟构建的动因 ;冷战结束后 ,面对联盟特征所呈现的变化 ,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从功能和文化的视角对联盟的本质加以深度剖析 ,进一步完善了联盟理论的研究 ;而 2 0世纪 90年代施韦勒“利益平衡”的提出 ,说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不仅没有退出舞台 ,而且仍然是联盟研究的主流理论。同时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的奇特的准联盟现象也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 ,但学术界对准联盟理论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