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困惑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建构变革——对S市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本文通过对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从村委会选举中村民的投票取向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视角,指出我国农村基层出现的"政府企业化"及"行政赢利化"倾向,是现有乡村组织建构已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表现;<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委会的职能在现实中仍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式",当前农村改革问题本质上应是农村社会的重构问题--乡村管理体系的组织重构和职能重构.只有转变乡村组织的职能设置、改革组织建构,才能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推进村民自治.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社会治理价值导向研究

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价值导向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由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均富平等"、改革开放初期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建立市场化农村社会"、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以人为本"、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人民至上"等六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社会治理价值体系。"自由解放"是革命发展的需要,"均富平等"是对革命理想的践行,"共同富裕"源于农民对"致富"的追求,"建立市场化农村社会"是对"共同富裕"的具象化,"以人为本"是对"市场化社会"的理性回归,"人民至上"是对"以人为本"的发展与升华。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三农"问题与农村治理创新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三农"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农村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以加强和改善农村治理,建立科学而完善的农村治理体制,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新道路.     

完善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以A市为研究对象

当前农村社会矛盾较多且比较复杂,尤其是增收困难、土地权益被侵害、外出务工权益、社会治安日益复杂等问题,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因而异常迫切与重要。A市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地之一,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分析A市如何从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村公共事业、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的调处机制、提高村级组织自治力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中国农村和谐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和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表明,以农为主及以农立国的时代正成为过去,一个以城镇主导及以工商立国的城市中国的来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的开放性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地政府也纷纷启动和加快了基层改革的步伐。人口、资源大规模流动,市场空间、城市空间以及人们的经济社会空间日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迫切要求构建与城乡开放流动和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不仅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空间体系的重构,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重建。     

乡村治理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正通过对发达农区和城郊村庄的调研,我越来越感到: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如果不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它们在一段时期的繁荣后,将陷入"越发展、越麻烦"的困境。为此,必须在以下几方面深化改革,实现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第一,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但是,由此也留下集体成员权被不断强化的制度遗产,这一点在     

解析乡村治理语境下的村规民约

一、村规民约的涵义这里所说的“村规民约”．是治理农村社会、规范农村民众行为的一种手段．是乡村治理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法的运作机制．一种是由国家或法律确认的维持体现新价值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由礼、习惯、道德、宗族等维持的体现旧价值的礼俗机制或称“民间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交通、信息极为落后．使得前一种法律调控的能量非常有限．法律难以扩展到偏远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或内心需要．故其对社会的控制、     

从经济发展史看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传统的基于落后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政社合一"的制度体系随着经济商品化开始出现变迁.但清末地方自治试行、民国乡村自治的努力、中共建立新政权后人民公社的尝试及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的推进,乡村社会重构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我国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并没能缓解乡村社会危机,农村社会改革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问题.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     

"老板治村":乡村治理的新尝试—浙江省金村治理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以浙江省金村为个案,考察了当下农村的"老板治村"现象.对"老板治村"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效应、"老板治村"的内在机制、"老板治村"的现实社会基础等做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老板治村"是乡村治理的创新尝试.     

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嵌入乡村社会之后,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凭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垄断,党组织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决策者的角色一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多元、社会分层一度导致农村党组织的功能弱化,呈边缘化趋势。乡村治理要求农村党组织必须将自身角色定位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政治参与的引导者、思想的教育者、社会秩序的调控者,方能发挥农村党组织应有的功能。     

乡村治理中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了治理的概念，治理理论也被延伸于农村社会建设。然而，现实情况一方面是乡村治理局面的兴起，另一方面是乡村治理的发展遭遇困境。组织体制关系的模糊、农村利益阶层组织化程度低下、城镇化带来农村精英的外流、不良债务的困扰等成为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障碍。探索乡村治理发展的途径，消除治理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是推行乡村治理的关键。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乡村治理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为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及乡村治理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也给传统乡村治理带来了新问题。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乡村治理的积极影响1、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     

乡村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这对于加强农村礼会管理、构建和谐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给农村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和谐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需要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     

创新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对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以协商民主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继承与发展。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资源,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精细化治理体系之中,并促进生成社会精细化治理所需的各种条件。基于此,为了有效应对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不足并使协商民主在推动社会精细化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潜能,要从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制度与协商形式这四个方面着手,不断优化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环境,以此倒逼社会治理精细化进程的发展。     

联根式流动:中国农村人口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隐蔽性特征

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产业流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村人口对于生存机制变迁的理性反应。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实现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同时难以实现身份流动,既有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阻滞,也有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理性选择的原因。这种农村流动人口的"联根式流动"现象具有隐蔽性,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建设、乡村治理实践以及农村改革等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求我们转变政策思维以应对流动社会的到来,同时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等制度改革。     

新中国农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