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未成年人证词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供述、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陈述、未成年证人的证言进行区分研究,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性。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以证明过程为进路,在符合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刑法来进行研究,同时引入社会控制理论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鉴于未成年人年龄范围较大,现阶段对其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难以统一标准。在改进路径方面,应当从限制未成年人证词应用、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制度、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真实性、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合法性和完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补强五个方面出发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证据”之梳理与适用

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一个人性格特征的特定事件、单一或多数证人的意见或评价。实践中被作为品格证据使用的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心理测试结论不具有证据资格,不属于品格证据。社会调查报告虽然有证据资格,但不等同于品格证据。可以把社会调查报告分解成品格证据、其他行为证据和品格背景证据以确定其可采性,然后根据其证明对象是定罪事实还是量刑事实分别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里进行质证。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品格证据的运用研究

品格证据是发端于英美国家的证据规则之一,其在成年人案件的审理中的运用受到较多的限制,但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其可以有较为广泛的运用。随着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教育和挽救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方针,全面调查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原则,我们有必要对其中有着较为重要作用的品格证据进行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论心理测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心理测试作为了解个体心理特征的一种方法,运用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的目的和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心理测试的启动、操作、以及测试报告的应用都必须有相应的程序加以规范。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心理测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立法的支持,心理测度的运用还存在许多问题和障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

品格证据在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被广泛运用,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未成年人司法起步较早的上海,一些基层检察院、法院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适用依据、价值取向及取证方式等,为今后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具体适用提供理论支撑。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证据法，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中又不包含品格证据，以致司法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品格证据的运用尚缺乏法律依据的有力支撑；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运用品格证据在程序上也不尽规范、统一；形成的文件、制度散见于所制定的若干意见和规定中，进而影响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较难全面维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多运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它主要涉及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前科劣迹，学校和社区对其评价，其行为倾向、心理特征、诚实善良或欺诈自私等优良或不良的品格内容。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程序的构造及完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少年)是指十八周岁以下的人。未成年人犯罪涵盖在青少年犯罪之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已多有论述，不再重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自然也受刑事诉讼法的根本性约束，它的特殊性并不外在表现为单独的法律程序规程，即在刑事诉讼总的原则规范下有其自身的构造。就诉讼程序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实践程序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运用的理论基础——以检察院量刑建议为视角的分析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院在量刑建议中使用品格证据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与法律规定决定了我国检察官具备客观公正义务品质,这为量刑建议中运用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可能性提供了保障。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运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检察机关以品格证据为量刑建议因素的践行将继续丰富其赖以生存的政策土壤。而渐趋完善的法律规定则为量刑建议中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运用打下了深厚的法律基础。     

浅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的具体运用

本文从实践的基础出发,通过犯罪特征的视角,对品格证据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分析,并对其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及审判量刑阶段所起的具体作用提出了新的观点。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是一种证据的存在形式,由案件的侦查人员提供,主要是记录案件的侦查过程和对结果证据进行印证。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过程证据的类型和特征,研究了过程证据的功能,最后重点分析了过程证据的审查模式及选择,旨在不断提升对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的严谨性和合法性。     

刑事诉讼中法医DNA证据运用的规则研究

法医DNA证据在锁定犯罪嫌疑人、分析犯罪行为等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简要阐述了法医DNA证据的种类与属性,结合现阶段刑事诉讼中法医DNA证据运用实践,对其运用规则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从法医DNA证据的生物检材提取与送检、检验鉴定标准化和法庭审查制度与认证规则方面进行了问题分析,并提出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实际的完善建议,以期在刑事诉讼法医DNA证据运用规则中做出有益探索。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公益代理人制度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然而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法定代理人并不都能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这一问题受到司法实务界的普遍关注。在未成年被告人被公安机关传唤或采取强制措施、直至进入审判程序中,其基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尤其是一些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合理保护,这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巨大漏洞,也是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缺憾。本文将讨论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范围、意义和作用以及制度建设,深入总结、挖掘出其存在的弊端。为弥补法定代理人制度的不足,笔者提出一种新型的维权制度——未成年人公益代理人制度,并试图通过对这一制度的深入分析,说明在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公益代理人制度,对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制度分析,其中主要是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解说来说明其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未成年人公益代理人制度,以寻求解决上述不足的方法,并对其具体要求进行了规范。第三部分是针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基本情况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以更好的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一部分为结束语。     

试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是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证据体系,有关证据制度的原则和内容、审查证据的程序散见在《刑事诉讼法》的一些章节中,有关良好品格证据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相关性以及不良品格证据是否应被采纳或在什么情况下作为证据采纳,我国刑事诉讼法均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可采性日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在少年刑事审判中,如何更好地对国外未成年人的品格证据制度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采纳,建立具有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未成年人的特点、符合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实践要求的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采纳规则是本文的主旨。     

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采纳规则研究

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定义为：证明参与诉讼的未成年人的品格特征的证据,即引人注目的专属于某个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的总和。涉罪未成年人的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定性及采纳规则。     

略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分案起诉制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所采用的“一案起诉”的做法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对此笔者认为“分案起诉”可以合理解决这些不足,并进行了“分案起诉”的理论探索。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笔者还就“分案起诉”的具体实践有关环节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见解。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运用研究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在决定对其是否适用缓诉以及缓诉的结果上有重要影响。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及司法经验,阐述了品格证据在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具体运用,尤其界定了前科劣迹的范围,论证了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品格证据的主体、内容、原则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刑事诉讼中数码影像证据的应用探析

在刑事诉讼工作的开展过程,对数码影像的运用度也在被不断地提升,数码影像俨然已经成为了帮助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积极影响因素之一。文章阐述了数码摄像资料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我们提出了数码影像资料证据的认证工作开展的要求:一是注意合法性的认证,二是加强真实性的认证,三是要重视关联性的认证等。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理念

本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探讨其得与失,提出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不仅要重视犯罪,而且要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前的其他不良行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体现早发现、早预防、综合治理、教育、保护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妥善处理惩罚与保护、改造与教育的关系,把握适当的度。     

探讨刑事诉讼中私人非法取证的证据能力问题

近些年我国政府不断加快法治建设进程,考虑实际情况完善与出台各类法律法规,在推动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刑事诉讼案件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主要内容,一直受到私人非法取证问题的困扰,缺少完善的可操作模式。文中选择以私人非法取证为切入点,探讨刑事诉讼中这些证据能力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