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引渡立法与引渡实践

1978年以前,我国既无引渡立法,也无引渡实践。我国的引渡立法和实践经历了早期实践阶段、发展阶段和健全完善阶段,并以加入引渡条款国际公约、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进行引渡国内立法为标志,形成了多边公约、双边条约和引渡法为主体内容的引渡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我国开展了以多边引渡国际公约、双边引渡条约和互惠引渡为依据的引渡实践。本文通过对我国引渡立法与实践的回顾总结,勾勒出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大致轮廓。     

中国引渡制度的创建及其特色

中国引渡制度是在最近15年中创建的。从1993年8月26日与泰国缔结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开始，中国以平均每年两个条约的速度，已经与2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2000年12月28日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引渡法》，为中国与外国开展引渡合作确定了具体的准则、条件和程序，吸收了国际上通行的引渡合作规则，结合中国的特定情况创设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引渡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制度。     

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及其发展

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它对于国家相互之间开展引渡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自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引渡制度的发展。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这一引渡原则。     

中外引渡条约的障碍性问题

一个完整的引渡制度体系,既要有本国的内国法<引渡法>,也要有与国际社会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网络,还有更关键的是不断增加的成功引渡案例.目前中国名义上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签订了中外引渡条约.但中国要引渡的外逃犯罪嫌疑人大部分留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威功案例"并不多.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研究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是双边刑事司法合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近几年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有很大发展,通过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条约的签署和适用,初步建立起刑事司法协助和打击犯罪合作机制.但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是明显的,需采取适当的途径和措施,推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的完善.     

加拿大引渡制度简介

加拿大曾经于1877年颁布《引渡法》调整与除英联邦以外的其他外国之间的引渡关系,于1882年颁布《逃犯法》调整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引渡关系。1999年6月17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引渡法》,它既适用于与英联邦国家的引渡合作,也适用于与其他外国的引渡合作,因而取代了先前的两部法律     

论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以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为中心议题 ,以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理论为指导 ,论述了条约的国内适用和我国适用条约的方式 ;专门阐述了WTO的性质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 :WTO在我国的适用方式应当是直接适用 ,当其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有优先的效力。     

国际条约在不服渔业行政处罚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程序上的优先适用

为了回答由一则不服中国渔业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提出的中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否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问题,有必要审视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制度。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实体法领域,而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法的领域同样适用。作为下位法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应当让位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中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双边国际条约,考量涉案美方案卷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证据,应当根据该备忘录的规定。经过中美执法部门证据交接美方案卷成为中方执法证据之一,符合备忘录的要求,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应当被依法采信为行政诉讼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几个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00年 12月 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以下简称引渡法 )，是促进中国与外国加强引渡合作，打击犯罪的重要法律。 　　1993年以来，我国与 1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并且参加了一些载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如《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等。为了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在办理引渡案件时的职责，为国内的引渡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更好地开展与外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打击犯罪，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1994年外交部开始进行引渡法的起草研究工作。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引渡法列入立法规划后，全国…     

国际条约在不服渔业行政处罚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程序上的优先适用

为了回答由一则不服中国渔业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提出的中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是否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的问题,有必要审视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制度.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实体法领域,而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法的领域同样适用.作为下位法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应当让位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中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样的双边国际条约,考量涉案美方案卷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证据,应当根据该备忘录的规定.经过中美执法部门证据交接美方案卷成为中方执法证据之一,符合备忘录的要求,具有证据上的可采性,应当被依法采信为行政诉讼证据.     

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的法律障碍和对策——以赖昌星遣返为视角

2006年6月,赖昌星遣返再次遇阻,此案折射出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存在三大主要法律障碍:引渡条约的缺位;死刑问题;司法公正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扩展与外国的双边引渡条约关系;废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加强司法改革,树立司法公正的国际形象。     

论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不同的条约具备不同的效力等级,因此,笼统地谈论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适用问题是不严谨的。只有当处于同一效力等级的条约与国内立法冲突时,条约才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关于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我国采取的是逐一立法的方式,即只有当我国的一项立法明确规定某项或某类条约可在我国直接适用时,该项(类)条约才可以通过并入的方式直接在我国适用,否则,只有通过制订国内法的方式,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     

大韩民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引渡犯罪人、大韩民国公民卞仁镐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引渡条约》的有关规定，大韩民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犯罪人，必须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即引渡请求所指的被请求引渡人的行为按照《大韩民国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均构成犯罪。大韩民国为执行刑罚而向我国请求引渡的，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应当不少于六个月。如果大韩民国是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的，必须承诺在引渡后对被请求引渡人给予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审判的机会，否则将被我国拒绝引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已做出符合引渡条约的裁定，并说明我国司法机关正在对卞仁镐涉嫌在我国境内犯合同诈骗罪进行刑事诉讼，对卞仁镐是否引渡或者准予引渡但同时决定暂缓引渡，由我国国务院决定。     

TRIPS协议及相关国际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在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适用上,我国法院在遵循"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即当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有不同规定,且我国未声明保留的情形下,应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等国际公约的适用主要在于确定外国权利人是否有权在中国主张权利以及能主张何种类型的知识产权,至于侵权是否成立及侵权成立后侵权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法院只能适用国内法的规定。在是否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上,TRIPS协议不同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国际公约,原则上不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     

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困境和出路

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对此问题有三种理论学说。肯定说支持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否定说则反对条约在我国非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而折衷说虽然肯定条约在我国的法律效力,但是,当条约与我国国内法规定一致时,则否定条约的适用。条约在非涉外案件中的适用具有现实的法理基础,我们应该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并非所有的条约都能够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目前,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依据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国内法指引条约适用的规定不统一、同一条约适用的法律依据前后矛盾等方面。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完善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法律依据,积极探索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可行路径;同时应当明确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判断标准,逐步增加适用于非涉外案件的条约数量;采取解释性适用条约的过渡方式,寻求非涉外案件适用条约的突破。     

浅论贪官引渡问题

近年来,大批的贪官携巨款外逃,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还阻碍了我国刑事执法的进程。如何将这些逍遥法外者引渡回国进行审判制裁便是当下我国司法协助的一大难题,其主要制约的瓶颈有:引渡条约的缺位、死刑问题、政治犯不引渡及赃款难追回等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扩展与外国的双边引渡条约关系、采取措施克服死刑问题的阻碍等方面寻求有效的解决途。本文从瓶颈与出路两方面探讨我国政府解决贪官引渡问题的一丝展望。     

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是双边政治、经贸发展的需要;已经建立的双边协商机制和法律合作机制是开展打击跨国犯罪的基础。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签署的引渡条约在政治犯罪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等问题规定落后双边打击犯罪现实,亟需改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司法协助形式较单一,需要增加。对于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由于不能根据国际公约开展引渡合作,只能开创新的合作思路。未来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应当向着建立区域机构、区域统一逮捕令、强化人员培训技术合作以及网络信息建设方向发展。     

日本的引渡制度

日本在罪犯引渡方面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是1886年的《日美引渡条约》。日本历史上还曾于1907年与俄国订立过引渡条约,该条约直到二次大战之前一直有效。1953年日本颁布实施了《逃亡罪犯引渡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罪犯逃离犯罪地国的情形急骤增多,从而使日本认识到相互引渡罪犯在国与国关系中显得更加必要。只有通过国际范围内的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才能有效地交还和处罚逃犯。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964年第46届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1953年〈逃亡罪犯引渡法〉的修订令》,此项修订令于1964年5月29日生效实施。另外,在此之后日本国又分别于1971年10月14日和1974年7月12日正式批准参加了     

论引渡中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即是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而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也是近代国际法保护的重要权利。在世界各国引渡实践中,由于引渡的条件的不规范性,多边或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和各国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等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的制约了引渡国与被引渡国之间的引渡请求的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国家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常常在引渡中产生冲突。分析产生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两者冲突的协调的成功案例,是本篇文章论述的重点。最后,本文总结了对于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在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与协调措施,对中国在引渡法以及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指导和促进。     

引渡制度重思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涉外刑事案件越来越多,其犯罪性质愈加恶劣,波及面愈加广泛,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危害,也影响了国际社会的稳定,我国急需一部法律来规范和制裁这些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于2000年12月28日颁布实施,中国的引渡制度体系由此更加完整,它是对中国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涉及引渡规范的多边国际公约的更深一步的诠释与补充,它们作为我国与外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健全了中国的法制,对于加强同各国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十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