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名利治国思想及实践价值

韩非的依法治国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名利思想基础之上的。韩非认为,好利恶害、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统治者一方面应以美名为手段,引导臣民为国家效力卖命;另一方面还要以厚利为诱饵,实现富国强兵的大利,以此达到治国的目的。韩非的名利治国思想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对现代治国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家庭出身”划分始末

划分阶级，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这样一种论点，始于1927年。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疯狂镇压，而此时，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党。党内领导层认为，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容易动摇，究其根源，即是他们所受的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此同时，农民出身的党员，普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忠诚度高，革命彻底性强。     

不妨读些“无用”书

一篇小文，几个数字，都告诉了我们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当知识分子都成了技术知识分子而缺失了人文精神，谁能相信我们国家还会出现钱学森、李四光那样的“大家”。不作学问的作家永远出不了伟大的作品。王蒙说得对。     

名与利的博弈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贫穷富贵、穷达逆顺，都免不了与名利打交道。其实，名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人奋发，也可以使人沉沦。名与利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从来不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人生不正是这两条船：一为名来，一为利往？     

罗瑞卿大将蒙难“文字狱”

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以清除异己的一种手段。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在封建社会才有的冤狱。却让共和国开国大将罗瑞卿陷入其中。因文字获罪…… “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大获“文字誉”，罗瑞卿却滑向“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     

“留什么”与“要什么”

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名利,如何处理好“留什么”与“要什么”,是党员领导干部为“官”从政必须回答的一道考题。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才能过好“名利关”,不为名所缚,不为利所惑,守住底线,保持本色。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下什么?这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当“官”从政是存私心还是彰公道?是为一己私利还是恤民爱民?只为个人家庭谋后路、不为国家民族想出路的蝼蚁多了,怎能不掏空千里江堤。只为大众谋福利,不为自己谋私利的蜜蜂多了,怎能不采得百花成甜蜜。     

“四风”问题：根源、危害及解决对策

“四风”问题产生的根源为：名利思想、懒惰作风及群众观念淡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及制度和体制的缺陷，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及社会心理上的原因等等。其危害表现为：违背党的“执政宗旨”，动摇党的“执政根基”，阻碍“中国梦”的实现。解决“四风”问题，求准确发现问题，求领导带头解决自身问题，求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如何看待名利研究述评

追求精神实现的“名”与物质满足的“利”,本来是人们正常的欲求,但颇为奇怪的是这种正常的欲求却常常会使追求者自身陷入不择手段、神魂颠倒甚至走火入魔的处境。于是,人们又开始对名利有了惧怕、厌恶之心,要么对追名逐利者口诛笔伐、极尽唾弃,要么对淡名泊利者广为传颂、大加褒赏。在此种矛盾心情纠缠下,名利二字几近乎一个碰不得的烫手山芋。今天,在市场经济下,名利对人们提出的难题愈发显得尖锐起来:我们到底要     

论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江泽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新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和确立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思想、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提出“科技进步决定论”，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科学定位依据的新飞跃；诠释“知识分子使命论”，实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认识的新提升；深化“两个尊重论”，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核心内容的新拓展：确立“人才第一资源论”．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理论的新跨越。     

骄傲并非美德

出于妒贤嫉能,把“骄傲自满”作为“紧箍咒”扣在知识分子头上,借以排挤、压制人才,这是“左”的一种表现;这种所谓“骄傲自满”,往往是指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在学术上不迷信、不盲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实,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同骄傲毫不相干。对此,我们要为知识分子辩诬,批判“左”的观念,扫除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这一不实之辞。     

“70后”官员缘何折翅——反思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原书记曹刚的落马之痛

“如何对待名利地位、如何获取名利地位，这对团干部是一个重大考验。首先要节制欲望。欲望是无止境的，尤其是现代社会，物欲更具诱惑力，如果青年人管不住自己的欲望，就必然给自己带来痛苦和不幸。”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左”的艰辛路程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来为纠正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差付出了巨大努力。他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宣布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的正确主张,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我国国民经济以及科技教育艺术等事业经过三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能够比较顺利地恢复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一 1956年1月,为迎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全面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出知     

文摘集萃

◆“公共知识分子”论调是噪音和杂音方平在2004年11月15日《解放日报》撰文认,目前提出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其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     

取消“知识分子”称谓有无必要？

“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特有称谓。有人说当今“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随着时代演变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适时改变称谓，是适应潮流之举。也有人反驳应承认并尊重“知识分子”的客观存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分子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全面系统纠正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果断停止使用建国以来长期使用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制订和贯彻实施了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邓小平为旅欧勤工俭学出谋划策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不少的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漂洋过海,出国留学。 1920年6月,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来到巴黎。当时,学生们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困难,为了解决学费的问题,大家商讨一番,决定勤工俭学。可是,干什么呢?大家一时想不出干什么好。沉默了老半天,谁也没有料到,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却先开了口:“咱们做豆腐怎么样?” “做豆腐?……行！”周恩来     

胡耀邦：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对知识分子十分珍惜。尤其“文革”结束后,他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呼之我见

十月革命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为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些人,史学界普遍地称他们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这一称谓是不科学的,应该称他们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两句话,在语言逻辑上虽然仅有四个字的顺序之差,但所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     

试析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认识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认识方面,使用了“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两种表述.但是“相结合”的表述使用得更为普遍.这种表述的差别,体现着毛泽东对该问题认识上的理念,即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都是非常重要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推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采取了多种措施,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     

论高校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责任

高校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他们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者和知识传播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谁都可以发表意见""谁发表的都仅仅是意见"的新媒体时代,高校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被解构、人格魅力受到质疑。然而,面对新媒体上一些人的偏激喧嚣和绝大多数人的静默旁观,高校知识分子不能无动于衷,放任错误思潮对社会大众的误导。高校知识分子有能力,也有义务和责任在新媒体时代自觉担负起培育理性认知、维护伦理底线和搭建社会共识桥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