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已婚者的阶层认同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夫妻双方客观阶层地位对已婚女性和男性主观阶层认同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地位决定论适用于解释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但并不适用解释已婚女性阶层认同的形成;多数已婚者的阶层认同呈现出"妻凭夫贵、夫靠自己"的性别差异,女性阶层认同的从属依附心理不仅是传统性别意识的表现,更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已婚女性阶层认同借贷型较多,即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比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已婚男性阶层认同则独立型较多,即本人的客观阶层地位比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更重要。由此可见,我国性别平等意识的推进依旧任重而道远。     

高校知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影响力研究

高校知识女性,以自由的精神、解放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发展默默贡献她们的学识和智慧。她们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社会活动以及性别平等方面对社会产生的公共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社会环境的局限和女性个性发展现实阻碍,高校知识女性面临一种被边缘化的危机与困境。研究高校知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影响力,是提高社会性别敏感、实现现实中的性别平等的必然诉求。     

性别政治正义视域下中国女性参政的阶梯发展实践

性别政治正义要求女性在政治权力分配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机会,意在构建制度公正和社会正义。通过考察中国女性参政的实践发展阶段,可以探寻通往"性别政治正义"的女性参政的阶梯发展道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安排下,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这种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只能作为第一阶梯的低层次诉求目标,随着政治民主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女性参政必然要从政策导向走向制度规范,这也正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第二阶梯,而女性参政最终目标是在尊重男女差异和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建立性别政治正义的价值体系,这也是女性参政发展的第三阶梯。只有将外在保障和女性主体内在参政意识和能力的提升结合,才能真正推进女性政治发展。     

全面二孩视域下我国推进就业性别平等的立法构建

男女两性就业机会、获取报酬、晋升等平权是男女平等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直以来,女性在孕、产、哺乳期阶段的就业、酬劳、晋升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虽然我国立法对女性就业保障有系列规定,尤其是2018年针对女性在孕、产、哺乳期的就业歧视,有关部门颁布了具体细致的“禁令”,其核心要义是让全面二孩政策付诸落实。但专门立法的缺失、现行立法的零散及层级低下无法有效应对当下生育意愿低迷,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低下的现象。应当以人口红利衍生的性别红利理论为导向,结合我国港台地区推进就业平等的立法经验,以此构建推进性别平等、追求性别红利,最终提升人口数量的法律制度。     

阅读中的性别偏好行为研究

性别差异在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中都是无法绕开的主题之一,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日常的阅读行为的考察,研究读者对不同性别的著作者的性别偏好.结果发现在阅读中,男女大学生均对作者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偏好,印男生更喜欢阅读男性作者的著作,女生更喜欢阅读女性作者的著作;但大学生的不同专业类别、不同性别角色不影响其在阅读中的性别偏好.     

论述妈祖信仰中的性别观念

中国古代男权至上的社会形态,使得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神灵世界中亦同样存在性别差异。神灵自古以男性居多,但湄洲岛的妈祖从诸多神灵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天后",不仅在地位上超越了男性神灵,而且不论男女信众皆顶礼膜拜。这对男权社会而言似乎有违常理,但妈祖作为女神确实也融合了古代社会男女在性别地位上的差距。信仰的统一将减少性别带来的社会摩擦。不同性别在宗教中获取的诉求及充当的传播载体也不尽相同。     

物质主义、社会联系与生命意义的权衡——大学生价值观标准的社会性别差异

本文以"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之"女大学生群体调查"的数据为样本,采用了结构方程的方法,探究了男女大学生在成功评价标准上的社会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当评价对象为男性时,男性应答者更多地强调生活富足、身居要职等"物质主义"因子;而当评价对象为女性时,女性更多地强调"社会联系"和"生命意义"因子;研究继而通过引入"社会支持"因子和"社会性别观"因子作为控制变量来说明:这一性别差异并非"本质主义"的,而是在社会处境与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出现的。     

当今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分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5年,我国在教育、婚恋、职业等诸方面都坚定不移地贯彻男女平等的思想,但男女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平等的,在职场、婚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中不平等现象更为普遍。归根结底,两性关系不和谐的背后是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只有真正的平等才能真正和谐。探究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发现观念是造成两性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受传统文化、家庭氛围、周围环境和自己接触信息等的影响,女性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弱势、依赖、不独立等,这些观念最终导致性别不再平等。     

中国在职青年在线学习的性别差异研究

数字化转型不仅对青年人的职业素养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其职业素养的培训提供了在线学习这种新的方式。通过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在职青年群体在线学习存在性别差异,在职女性在线学习的频率显著低于男性。从重要性感知、晋升满意度和教育水平三个角度分析缩小性别数字鸿沟的调节机制,三者均不能有效弥合在线学习的性别差异,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拉大了女性与男性在线学习频率的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婚姻状况和养育状况是造成这一反差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社会文化方面缩小在线学习的性别差异更具有意义。     

论儒家的性别观

儒家在对待性别问题上持比较保守的观点,它既在某些方面承认了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性,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又提出了女性从属和服从于男性,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从而受到了很大的批判。然而儒家的性别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家庭关系、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等方面,起着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往往被物化、被表现为男性视觉欲望的客体、被表现为私人领域主角,或者被定为弱者等等,这些女性形象是社会刻板印象的反映,也折射出业界和受众社会性别意识的普遍缺失。探讨这种现象的特征、形成原因及对策,有助于树立平等的性别意识,创造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利于两性平衡发展的广告环境。     

子女性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子女性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有子女以及多子女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对于没有女儿的老年女性,只有女儿以及有儿有女的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更高;只有女儿的老年女性与有儿有女的老年女性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只有儿子的老年男性与只有女儿的老年男性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老龄化时代的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解读“女强人”

"女强人"通常是对事业有成的女性群体的称谓,这个称谓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本位立场上由男性话语赋予和建构的,在肯定和称赞女性作为的同时,加载了更多的负面象征意义,带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男权话语下的"女强人",挑战了传统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权统治下赋予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在社会分层结构中被归为既非男性,又非传统女性的层次中,使"女强人"群体在社会交往互动中面临或遭遇诸多尴尬处境,而导致这些处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男权统治下的性别不平等。     

父权的延续——基于对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

基于对34个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农民工夫妻共同外出后,夫妻间的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不平等关系复制到了城市。不平等关系得以延续的原因有:农村社区中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及性别规范对农民工夫妻的影响并没有减弱;受家庭本位观念的影响,家庭的整体利益抑制了农民工夫妻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农民工夫妻基于各自的能力进行分工,夫妻间能力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扩大趋势。     

性别视角下领导者的产生与发展

尽管目前各行各业涌现出大量的女性领导者,人们对女性领导者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有人认为女性不适合做领导,有人认为女性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存在缺陷,有人甚至认为女性领导者的领导效能要远远低于男性领导者。本文通过探讨性别与领导的关系,发现男性领导者与女性领导者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在领导者产生、领导风格及领导效能面前人人平等。     

温和、柔性及其差异化:中国女性NGO的行为机理探析

中国的女性NGO作为以社会性别平等为目标而为女性群体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伴随着中国性别差异问题的凸现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在本土化发展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特性与行为模式。中国"自上而下"的解放运动使女性NGO成为微笑的女权主义表达机制;中国妇女群体的分化使女性NGO的代表利益问题也变得具有差异化;而在组织结构上,中国妇女NGO由于其女性的价值观主导与女性社会化的方式,决定了自身具有强烈的柔性管理特质。     

女主:古中国政治中的性别博弈——唐书中“东女国”的女性政治问题探析

在国史上,女性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女人当国历来受到各种不公的批评。而本文则基于性别政治和女性主义政治观,对唐书中"东女国"的女主问题进行考察,论述国史上的女主和东女国女人当国的政治问题,并从古中国政治中的性别博弈的史实来说明女性不应该被边缘化,也不应该轻视她们对历史的影响;历史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多面体,不能忽视其它貌似次要的因素。史实表明,只要条件具备女性也可以承担男性所承担的政治责任。未来的政治应当寻求两性的和解,终结性别政治。     

女性劳动力就业:特征、问题与措施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歧视,有其客观性.从劳动力参与的生命周期看,女性劳动参与率呈M型;家庭中男性户主就业,对妻子就业有很大的影响;男女劳动效率也存在差异.而男女性别差异、女性所承担的生养责任、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现实,使中国女性在经济转轨中面对市场的冲击更大.促进女性的公平就业,可以通过法律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使女性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提高女性的生活水平;鼓励各种就业方式,使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企业及社会公众平等就业教育.     

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柯亨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捍卫

罗尔斯从正义原则出发提高了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在基本自由优先的同时,平等与自由是相容的。而诺齐克则主张自由至上,自由与平等相矛盾,他理解的正义是对自我所有的坚定维护。面对平等受到的冲击,柯亨对诺齐克的理论核心——自我所有权原则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批判,指出实现平等并不意味着要牺牲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实质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柯亨进而通过转向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对社会主义平等,即机会的平等进行了阐释。柯亨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将平等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构想尽管在实践上存在不足,而他的理论贡献不可磨灭。     

性别、社会分化的村庄实践:发达地区农村妇女的角色调适——基于浙东鹅村的考察

浙东调查发现,农村妇女性格内敛且在村庄公共领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妇女作为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突出;并且,妇女以丈夫的成功与否以及夫妻关系的好坏进行角色调适。究其原因,一方面市场化的进程带来的职业的性别分化造成男性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权,女性劳动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远远低于男性使得女性无论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还是在村庄公共领域都难以真正具有独立性;另外,村庄的经济分化还带来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分化,男性主宰的村落文化实践着性别角色的再生产机制。可见,要实现妇女地位本质性的提高,妇女群体自身积极的主体性建构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