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然到应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的行政诉讼制度研究

法的理念与制度是法的应然与实然外延的一个重要方面。法治理念的培育和深化,推动了民主进程,促进了社会发展。从公民权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整内涵,不断扩展公民的行政诉权,才能使我们正确把握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才能促进行政诉讼法不断由实然走向应然。     

中日两国法治进程比较——以日本为鉴,促进我国法治建设

本文通过对日本法治化历史的分析,对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发展进程进行比较,指出两国法治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法律制度,以期早日实现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法治思维——社会转型时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

社会转型不仅仅表征为经济形态的转轨,更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文明再生的过程,其经历了由人治思维到法律思维,进而再到法治思维的历史嬗变。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局惟法治可破,惟运用法治思维兴民权、抑公权、保民生,构建规范、民主、科学的社会治理机制,从而最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唯此,回归社会转型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才成其为可能。     

提升法学研究水平 促进“法治浙江”建设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为人们所共同追求和向往。2006年4月,浙江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浙江法治建设的新里程。正是为响应省委建设"法治浙江"的号召,《法治研究》杂志应运而生。     

法学研究应导引社会对“法治”的全面理解

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若追根溯源,无疑来自西方的传统。但是,当西方的法治随着殖民的炮火而风靡世界,当西方人用武力将法治推向世界各地时,人们发现,法治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并不相同,模式也并不唯一。位处中国发展前冲的直辖市,在中国式法治理念     

教师：中国社会由“应然”走向“实然”的强大推动力量

社会不断由＂应然＂走向＂实然＂,教育功不可没。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一个个＂应然＂走向＂实然＂的艰难历程,在这个艰难历程中,教师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大推动力量之一。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法学教授眼中的世界杯——中国需要“法治”足球

在传统思维的定势中，法学教授与世界杯似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今年的今日，我们却将三大著名院校的三位著名法学教授请到了第17届世界足球赛的眼球前，请他们结合各自的专业就世界杯中暴露出的裁判及程序问题，以法言法语的表现方式评头论足，说长道短。三位教授不仅有极具智慧和魅力的口才，更重要的是说起足球来，既能三句不离本行，也能俨然一副教练模样议论裁判规则，安排场上阵型，更能将法学与足球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其思维之活跃、思想之深刻、思考之对路，思路之实际，真叫我等啧啧称奇，实令我等拍案叫绝。不信，请透过教授们的眼球去听听世界杯的观感和所想吧。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法学知识的现状偏差——以麻风病作为切入点

作为法学知识与法学外部知识互动的一个案例 ,这篇论文考察了麻风病在当代中国婚姻法学变迁的形象和特点 ,这一方面折射出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和法学与外部学科知识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法学知识的保守特征。从认知心理学的现状偏差 ,和法学职业实践知识的角度 ,文章对这种保守的特征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面对执政方式因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党逐步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依法建构执政体系的必要性。在实现执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不仅是执政方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依法执政方式贯彻与落实的思想保障。同时,执政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出党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决心与魄力,也体现着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党执政方式上的具体要求与实行。而树立法律权威则是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最高原则。     

论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现状及其出路

当今世界被互联网分割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网络拉近人们彼此距离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之一——网络犯罪亦困扰着刑法适用。其中,虚拟财产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并没有合理的定位,涉及虚拟财产的犯罪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存在同一性质的案件因适用不同的刑法规范而得出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形。鉴于此,明析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诸种困境的目的在于探求实现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的路径,即通过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抑或修订刑法等方式加以实现,旨在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实现法律正义与法律的人文关怀。     

和谐社会观与依法治国

和谐社会观与依法治国在以人为本、维护人性尊严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按照和谐社会观的要求进行系统的法治建设,是目前我国依法治国中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身份法之立法原则

身份法是规范身份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是指婚姻法、收养法或亲属法,而不应包括继承法。自愿、平等和人格独立、保护弱者和儿童最大利益优先,是身份法立法的主要原则。自由原则包括选择共同生活方式或者家庭模式的自由、身份行为的自由。身份法以平等和人格独立为基础,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和人格独立为目标。身份法制度设计上应有利于对老年人的扶养,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上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在各种不同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儿童最大利益。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利弊及展望

国际法领域约束规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模式有四种,即全球性国际公约间接管制模式、区域性国际公约直接管制模式、国际政府组织约束管制模式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管制模式。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国际法律地位的缺失,四种约束管制方式一方面起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都存在缺陷。为了更好地使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除充分利用现有的规制模式之外,亟需制定全球性国际公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管制。     

依法治税的理性思考

依法治税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做到思必及法,言必循法,行必合法,树立依法治税的理念。制定税收政策不应溯及既往,税收政策法规口径应统一。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税务机关的办案能力和效率。加大税务执法检查监督力度,全面提高税务部门的执法水平。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走人权保障与行政执法有密切关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体现,在现代行政执法中,执法文明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法治化的要求。政府工作应在法治化目标下,加强行政执法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权。     

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把握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客观需要。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依法授权,核心是依法用权,保证是依法监督。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党的组织形式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