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程序的作用及其设计

行政问责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的建立健全对构建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问责制发展的障碍在于不完善的行政问责程序.问责程序包括启动、实施、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     

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随着“问责风暴”开始向“制度问责”迈进,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本文从分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入手,指出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从构建新的官场文化、理清党政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强化异体问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浅谈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提出不足十年,尽管自2003年以来学术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已大力开展,但其概念与内涵仍然存在着诸多分歧,而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更是严重缺失,所以在我国行政问责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健全。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构建常态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未形成。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国要借行政问责风暴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制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近年来,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一些官员被问责,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事项范围、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强化异体问责主体,明确行政问责对象,拓宽行政问责事项范围,健全行政问责程序规则,严格采用准确、恰当的责任追究与承担方式,以期推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责任政府的建设进程。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问责权责不清,主体缺位,问责范围过窄,标准不统一,问责法律缺失,程序不实.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培育问责意识,塑造问责文化；明确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健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程序；完善问责救济,建立复出机制.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权责不清、行政监督虚置、问责文化滞后等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行政问责制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并不完善。本文指出要推进行政问责制建设,就必须要加强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确保公民参与行政问责途径畅通,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保证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我国行改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据统计,仅2008年9月,就有19名高官辞职或被免职,因此有人称2008年为"行政问责年"。目前,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并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议。     

重大事故行政问责制研究

如何建构有效的问责制来督促政府责任行政,以确保政府公共工程事故不再发生?基于我国特色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我国行政问责机制在面对这类事故时,在善后问责方面具有高效全面的优点,但却因为难以保证问责的长效性与深入性而难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对此,需要建构公共参与问责制来弥补其不足。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行政问责制建构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行政价值多元性所决定的行政问责制的类型化建构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及其完善

200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本文在明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产生背景和法律位阶的前提下,从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入手,拟从制度、程序、实践操作等方面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问责制与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民主进程和责任政府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只有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实现由"制度问责"最终向"伦理问责"的转变,才能发挥行政问责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