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蕴含的毛泽东农村治理思想论析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是在毛泽东致力于反思和消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曲折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并探索从制度上调整和完善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一文件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农村治理的基本思想,包括:"组织起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和革新乡村社会;属地合作式的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社队企业,尝试避免西方曾经历过的工农、城乡发展面临的困局,等等。这些思想及其实践对于当今农村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邓子恢的农村改革思想

邓子恢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不久,他就提出了建立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实行按劳分配、适当照顾的分配制度,实行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一系列责任制等改革主张。他的农村改革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1年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情况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情况最坏的生产队.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试论1961年调查研究的得与失

1961年毛泽东倡导和亲身实践的调查研究,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的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人民公社的实质问题,即两个平均主义.在制定、修改"六十条"的过程中,通过压缩社队规模、停办食堂、取消分配供给与工资制、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等办法,有成效地解决了人民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在相当的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当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力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失误的是这次调查研究没有解决生产队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农村社员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营方式"包产到户"、"责任田"不仅没有被毛泽东在制定、修改"六十条"时吸纳,反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严厉批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充分肯定了这一新生事物.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迟缓了将近20年.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掀起了一次农村建设的高潮。这次农村建设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为指导纲领,以农村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进行了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工具改革与农业机械化以及兴办农村工业等农村经济建设,还进行了包括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等福利设施,兴办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事业以及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等农村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这次建设以美好的愿望开始,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最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邓子恢在龙岩地、县、公社干部会上关于“大包干”问题的报告

1961年10月,中共中央初步确立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率领一个工作组,于10月下旬抵达闽西,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作了十天左右的试点调查。11月7日,邓子恢同志在龙岩地、县、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包干”问题的报告》。邓子恢同志的这个报告,热情赞扬和积极倡导在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批评了一些干部以为这将导致“单干”或“倒退”的错误观念。这个讲话,反映了邓子恢同志在当时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思想。今年是邓子恢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研究邓子恢同志的农业经济思想,本刊特刊登这篇讲话纪录。为了保持历史原貌,刊载时未作改动。     

1961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

1958年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后,在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一直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三级"指的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作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的"队",在1961年以前,指的是生产大队而非生产队,也就是说分配权在生产大队,而组织生产的是     

农村人民公社史料的搜集整理述评

农村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关的资料搜集整理在其出现后不久即已展开。但人民公社时期的资料搜集整理多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资料形式主要为报刊文件资料汇编、调查报告以及各种经验介绍等,且内容相对比较单一。农村改革以来的相关资料搜集整理相对减少许多,虽然资料形式多样,但缺乏系统性、专题性的农村人民公社史料汇编,存在许多不足。史料工作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民公社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陶铸祁东调查纪事

1961年,共和国最困难的年头。由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失误以及自然灾害,我国农村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党中央于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及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被指定担任《六十条》起草委员会主任。紧接着,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五六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和通过《六十条》作充分准备。陶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4月29日至5月2日到祁东、祁阳两县进行了为期4天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与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寸民自治立法的缘起与法制创设

村民自治由农民首创，在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兴起，在撤社建乡之后大规模发展而来。这一民主政治建设，在兴起之初即被党和政府所充分肯定，并逐步纳入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宪法赋予了村民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国家立法与授权立法主体由起草、审议、修改到通过，完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工作；地方立法机构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并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制定了试行法实施办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实施性的地方立法工作。     

论农村人民公社的制度绩效——兼析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长期存在并最终解体的原因

作为一种在总体上并不成功的制度安排,农村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存在20多年时间,与它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推动农业基本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农村社会保障、普及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所发挥出来的制度绩效是密不可分的。但也正是在发挥这些制度功能的同时,最终也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命运。     

互助协作要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

农村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实行一定的互助协作,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优越性的表现。但在进行达种互助协作时,一定要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是农村人民公社处理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经济联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互利是自愿的前提,等价交换是互利的基础。所谓等价交换是指进行商品交     

对邓子恢同志最好的纪念

借这个机会,我想把编辑、出版《邓子恢文集》、《邓子恢传》和《回忆邓子恢》三本书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持续了17年之久的人民公社结束了.过去屡遭批判的包产到户这一为农民群众所普遍欢迎的生产责任制,以预想不到的发展速度迅即遍及神州大地.包产到户不仅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先导,还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时代的到来.     

论《紧急指示信》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的承前启后作用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随后,人民公社运动风起云涌般地席卷全国。这种当时并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组织形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为此,中共中央曾经做过初步的纠正,但由于"反右倾"斗争而夭折。1960年11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继续因"反右倾"而中断的纠"左"进程,它成为扭转农村严重形势的起点。     

“人民的土地公”——邓子恢(二)

2.提倡包产到户。最高领袖的微笑给邓子恢的感觉是:毛泽东被说服了。 6月初至7月中旬,邓子恢应邀在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团中央等军政机关,就农村形势作长篇报告。由于他的讲话触及的都是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针对性强,语言生动活泼,又能联系实际,自然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邓子恢的报告内容不胫而走。在田家英主持召开的讨论修改人民公社60条管理条例的会上反响也颇为强烈。大多数人都主张纠正“左”的错误,进     

“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

由大公社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农村社会经济的混乱,是催生"六十条"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三次修改,通过缩小社队规模、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业基本核算单位,否定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经济制度,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六十条"的修改是党中央与农村基层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初步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171·清正廉洁在农村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我在北京市平谷县的山区人民公社工作了近7年,耳闻目睹了几位农村干部清正廉洁的故事。书记进桃园,不吃一个桃平谷县胡家店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杨玉成,是北京市的农业劳动模范,曾多次受到市领导的接见,其所在大队也荣获了北京市农业十面红旗之一称号。1965年秋,我在这个大队搞"四清"工作,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下进行的。     

试论六十年代山西省委对农村个体经济的认识

上个世纪60年代初,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对当时农村的个体经济问题重新作了认识。本文所说的个体经济,主要指当时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中共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及其修正草案中,对此     

毛泽东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及当代启示

毛泽东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理念倡导者、体制维护者和问题纠正者。针对公社运转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肯定公社基本体制的前提下,不断对公社具体制度进行调整,形成以《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为基本内容的体制框架。这些调整对取消平均主义、稳定农村秩序、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效果明显,但也存在种种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总结毛泽东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及其经验,对当前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