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论国际新秩序模式的合理选择

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当前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折性变动,历史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新要求。目前,国际间各主要力量处于继续增长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纷争越来越纷繁复杂,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正发生新的变动和新的调整,引起世界局势跌宕起伏,动荡不定,变幻莫测。面对复杂多变     

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实践中,各大国不断因时因势就其对外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新塑造.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力量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大国关系在变化中基本保持稳定,在竞争与合作中富有弹性,但同时大国间关系的复杂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如何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新课题.     

世纪之交的美、欧、日关系新走向

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 ,新的国际秩序正逐步形成。世界各国正加紧其战略调整 ,大国间的关系将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里展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欧、日之间的关系在调整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 :既相竞争 ,更多的相互协调。     

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亚太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亚太互联经济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文章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朱格诺",一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正开启新一轮的工业化,并引致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经通过国际秩序重构影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变动;美国亚太战略转变和"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模拟了中美贸易冲突的严重后果。中国的崛起为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方向

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从多极化趋势向多极格局确立转型的关键期,并处于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之前夜。权力对比与平衡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及其国际应对在量变向质变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推动形成基本稳定、相对平衡的国际新格局需要多轮反复的冲击变化和与之相伴的战略运筹以及理论反思、创新,多极格局观反映了非西方群体对强权政治的否定和对公正政治的追求,代表了新国际格局观的发展方向。国际格局与全球治理互为因果,并具有多维和双向作用。在国际格局关键转折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涉及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治理机制的建设路径、各种方案间的交流磨合等。发展中国家将自近代以来首次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全面和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促进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编者的话

大国战略竞争因其全球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走向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的研究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王浩指出,现有的解释大多着眼于体系层次,对国内中观层次变量的重视不够.基于此,作者将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指出不同时期美国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从而塑造出不同阶段美国的对苏和对华的竞争战略.这种内外联动的视角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九一一事件对国际战略态势的深刻影响

九一一事件对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现实而长远的.虽然它并没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但却使世界基本矛盾重新排列,恐怖与反恐怖、称霸与反称霸的矛盾再次以政治军事斗争焦点的形式表现出来;战略力量对比重新组合,美国势力明显强化;美国军事战略开始重大调整,"确保美国安全"的战略更加显现;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版图将重新划定,大国在中亚地区已经展开空前的争夺;"反恐战争后遗症"将长期存在,中亚地区有可能出现新的动荡乃至冲突.九一一事件将使中国西部安全问题再次凸显.反恐战争的泛滥化和扭曲化,将有可能扼杀地区和平.     

90年代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90年代以来,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依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本文拟就日本外交调整的背景、内容、着眼点及中日关系作粗浅分析。 一、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内容 冷战体制下,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这种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1989年以后,美苏关系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走向和解,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以美苏两极冷战体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崩溃。世界进入了旧秩序崩溃,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过渡期。由于冷战体制的崩溃,世界的主流由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在全球蔓延,形成了几个有重大影响的区域经济集团。如     

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国际秩序的变动、突发的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因素促使日本的中国形象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更多地把中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语境中来认知中国,比起双边,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中国。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形成了“崛起的强国”“国际秩序改写者”、疫情下“坚韧”而“强硬”的中国、带有不确定性的美国“假想敌”等多层次中国形象。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未必是客观的,是基于在国际秩序转型期对自身认同的建构,那就是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国和中美之间的“非等距离”协调者。应该对日加强沟通宣介工作,充分调动其对华战略认知中的建设性因素,消解不利因素,防止其固化为刻板印象。     

亚太秩序演化、地缘框架与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双循环、外部性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身份认知、地位焦虑与尹锡悦政府“全球枢纽国家”构建

随着尹锡悦就任韩国第20届总统,韩国外交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尹锡悦政府提出要构建新的外交政策目标——“全球枢纽国家”,谋求韩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取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外交政策目标的调整,是韩国身份认知变化的结果。韩国认为自身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全球前十,并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已经不能根据“中等强国”身份展开外交,需要新的身份定位。同时,尹锡悦政府认为实现“全球枢纽国家”的手段是打造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又带有向美国“一边倒”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由韩国的地位焦虑导致的。受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影响,国际秩序进入深刻变革期。国际秩序变革给韩国的地位护持与地位期待造成一定冲击,形成了韩国的地位焦虑。     

从“例外论”到“长和平”:变局中的北极秩序前景展望

在全球权力竞争、国际共识赤字与俄乌冲突三重问题叠加的变局之下,北极地区的权力竞争、机制停摆、规则冲突等问题错综复杂地呈现出来。各方对北极的认知发生变化,也加速了在北极的战略布局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北极例外论”似已消融。突破了“例外论”的北极地区秩序走向中,蕴含着冲突与风险。当前,各方应致力于建立容纳安全诉求的协调框架,构建基于国际法的地区规制安排。在观念协调层面,可尝试跨区域的复合地区主义路径,即在跨区域的大国协调机制或经济论坛与北极地区现有的治理体系之间,创设新的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能够兼容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秩序,实现北极“长和平”的阶段性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机遇与挑战

出海大通道的建设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利益所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格局受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以及秩序的最重大因素.疫情带来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仍将继续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开拓和维护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影响因素有增加和复杂化的趋势.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各国经济,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新冠疫情时代促进经济发展将会是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需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此外,中国应尽快推出"两洋出海"战略,构建新的出海格局,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形成战略互动.在对接"一带一路"的基础上将云南省打造成为中国印度洋出海通道上的战略支点,成为中国构建西南方向出海的中心和桥梁.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抓紧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谋篇布局,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洋出海"战略的深入发展,保障中国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更加借重以"巧实力"战略来整合国际格局的新变量,以求实现遏制世界"多极化"、塑造"多伙伴"世界并捍卫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的。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感到美国的传统优势地位正在面临由中国崛起带动的区域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并将拓展少边安全组合作为调整其亚太安全布局的重要支撑。美国编织的以双边同盟为核心、少边安全组合为结点、多边安全参与为外围的多层次新亚太安全网初现端倪。少边主义外交体现了美国通过扩大合作为其霸权减负和将中国"嵌入"关系网络的政策取向。     

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十个特点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