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留学生公共外交

外国留学生是日本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群体,服务于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上世纪80年代之前,作为对传统外交方式的修正,日本通过教育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式招收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以树立本国的正面形象。80年代之后,日本先后实施了"10万留学生计划"和"30万留学生计划",这两个计划分别服务于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前者突出日本为国际作知识贡献,后者试图构建日本作为"亚洲门户"、"亚洲知识中心"的国家形象。日本的公共外交措施涵盖了留学生入学前、在校期间和归国后各个阶段。     

日本公共外交：演化过程、主要途径和制肘因素

战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在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正值中日关系趋冷,从倡议提出日本负面居多的品头论足和各界的质疑,到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转为积极态度,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日本政府的公开见解及政府智库的解读来看,经历了初期排斥、中期竞争、后期软性应对直至现在的积极参与几个阶段。与日本政府较长时间的较为冷淡态度不同,日本企业界的解读相对客观和较为积极。多数经济团体给予"一带一路"倡议较为积极的评价,一些与中国业务不甚紧密的经济团体对倡议表述较为谨慎,有的甚至充满了戒备心态;一些保守系媒体认为日本需要与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向外扩大,部分偏左媒体则认为应加强中日互利合作的正向报道;大学和智库的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构想,日本不应一概排斥"一带一路"。普通民众较为普遍地抱有戒备和担忧意识。随着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主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延长线上合作的呼声占据主流,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积极参与的姿态明显。但从中日产业和地缘竞争角度而言,预计日本不会轻易放弃既有战略而不设防地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博弈与合作互现将是日本谋求对华"一带一路"合作的基本诉求。     

“低调”的日本媒体

日本正在不断探索、调整与中国交往的态度、方法,以适应中国的迅速变化。8月15日,7名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后遭日本警方逮捕,同日被逮捕的还有船上待机的另7名船长、乘务员及媒体人员。8月17日,14名保钓人士及有关人员获释,他们分陆、海两路回国。两天后即8月19日,一批日本政     

日本公民馆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中公共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日本公民馆促进了公民参与网络的构建,增加了民众间的社会资本,培育了公民的公共精神即平等精神、自治精神、参与精神。     

日本“国家品牌化”战略建构路径及效果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品牌化”战略越来越成为一国展示良好形象、推行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21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构建“国家品牌化”战略的过程中,既参照了国际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提出概念中的通行做法,又兼顾了日本品牌的身份定位。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公私部门联手制定战略总体框架、凸显品牌中的文化特性以及采取多种渠道拓宽宣传口径三个方面。由于“国家品牌化”战略是一项富有争议且高度政治化的活动,故而评定日本“国家品牌化”战略的建构效果时,除了使用国际通用的NBI模型数据标准外,也应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视野。     

中日关系范式的建构主义分析——项关于日本身份政治的议程研究

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处于较为密切的合作与紧张的摩擦之间动荡摇摆的态势。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支柱,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两国间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和平,但友好合作的关系却日益受到挑战。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沿革的历史轨迹及当今时代的困惑,以建构主义的观念化结构视角,通过分析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身份的变化,来探索中日关系走出误区与困境的新范式,旨在帮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把握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管窥

新冠疫情给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等带来重大冲击。同时,由于本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全球性特征,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充满了变数。日本应对疫情的方式,体现了高度自律的社会性与国民性特征,其效果则毁誉参半。疫情也给中日关系带来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疫情初期的守望相助对近年一直低迷的两国国民感情的改善助益良多,疫情也使中日两国在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意愿增强,疫情中特别是疫情后如何调整和强化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的共识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疫情而消弭,在疫情中依然作为消极因素时而显现。而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则为后疫情时期的中日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总体而言,近年中日关系改善的趋势并未因本次疫情而改变基本方向,但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化疫情为契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对中日两国来说,都需要基于人类历史歧路关头的思考,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3·11”后的中日关系

不少日本学者都担心日本因国际经济地位下降可能被中国小看。"3·11"东日本大地震已近一年,正如很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日本地震灾后恢复非常迅速。这种能力归功于现场人员的优秀工作。尽管如此,对于如何处理核泄漏这一重大问题,日本政府却迟迟拿不出好的决断。对此日本学者感叹:虽然日本现场人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

本文从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间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间南海问题如何主导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为南海问题所主导的可能性。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影响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南海地区局势。越南外交被南海问题所主导,即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机感"折射到南海问题上,放大了南海问题对越南的影响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导致越南内政与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第三,专业外交团队的积极运作,是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间,不仅不会消失,还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问题而更趋活跃和积极,提升了越南的战略优势,为越南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态势会进一步强化。     

“日本哲学”的成立

近年来,日本哲学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不再纠结于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来讨论"日本哲学"能否成立等问题,而是通过追索哲学在古希腊的本来定义等行为,将哲学视为人类探究普遍真理的创造性过程,从而提出了日本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主动参与新世纪世界哲学建设的强烈意愿。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日本哲学"仍然被限定在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日本近代以后哲学的范围内才被承认,但近来关于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与西田哲学及京都学派的比较研究在中日学者间开始进行,这有助于搞清儒学、佛教等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既冲突对立,又互相借鉴吸收的动态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创建一种超越东西方各自文化传统的新的"普遍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     

日本华人社会的“定海神针”

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构筑了一个让两国维系和平的制度。这个制度才是维系在日华侨社会发展、两国关系稳定的定海神针。进入9月,日本相继举办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日方主办,但多数是在日华侨团体主办。当下,中日关系微妙,尽管主办方多是民间,理应不受官方关系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气氛还是不如想象中的热烈。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是对近代日本国民遵守“公德”规则、规范的行为指导,并且以简单易记、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达方式体现。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近代日本政府重视“公德”提升的产物,是落实统治者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手段之一。日本近代“公德”“训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消极公德”的“训言”和“积极公德”的“训言”。“公德”之“训言”以“训言”的方式告诫国民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与道德的其他“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道德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以及道德的其他“训言”,对于促进日本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公德”水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欧盟气候治理的“另一半”叙事：女性出场与议程设置

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性别观照,探析女性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其行动逻辑,具有深远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立法等问题领域,欧盟长期处于前沿地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从区域议程设置视角出发,结合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对欧盟女性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进行过程追踪,发现欧盟女性通过“公共议程—政策议程—区域议程”这三个阶段来参与气候治理,而“叙事者出场”“价值维护”“溢出效应”分别是这三个阶段中的关键环节。由于成员国偏好差异,欧盟女性气候政治的制度化建设任重道远。在妇女事业发展、社会公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进程中,给予性别观照应有的理论深化及实践生长空间,或将是值得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