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上下级之间的良性互动——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视角

公务员上下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是实务层面的议题,同时也是理论层面的探究对象。本文从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视角,解读了《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员上下级关系,同时分析了良性互动的基础和体现,即三个方面:互依性、平等和共识性决策。     

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

根据美国宪政结构中行政行为的不同属性,罗森布鲁姆提出了公共行政研究的三种途径,以此来解释公共行政的知识。这种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既不能充分反映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多样性,更不能反映今天世界化的公共行政知识中日益弥散的复杂性。从政府的属性出发,我们把关于公共行政的知识分为组织理论、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其中,组织理论关注的是作为组织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政治理论关注的是作为政治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社会理论关注的则是作为社会实体的政府及其行动。在行政世界日益呈现出社会化特征的今天,公共行政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既通过这种探索来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也通过这种探索来完善公共行政的知识图谱。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注意力竞争与适应性选择：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兼论“伪创新”现象

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为赢得稀缺的注意力开展创新竞赛,却经常出现“创新悖论”“伪创新”现象。“伪创新”是与“实质创新”相对应的,集中表现为政府理性人由于注意力失焦、制度脱耦而引发创新行为的失范、异化。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间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决策的针对性,加之外部制度选择的弱适应性,易导致强创新意愿下的行为偏差与政策失效。为破解基层治理“伪创新”,需构建合理的注意力分配与高耦合度的制度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容错环境,提升制度韧性,再造基层政府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质突破与可持续发展。     

“在场”抑或“缺席”：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赣中地区A乡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A乡的案例与逻辑分析,表明乡镇政权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基本处于＂缺席＂的状态。乡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中是否＂在场＂,则要取决于乡镇干部对自身＂职务晋升＂可能性预期的判断,不具有硬性约束。乡镇政权的＂在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效能,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与农民间的联系;乡镇政权的＂缺席＂,不仅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得不到提升,阻碍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还会加剧乡镇政权的＂悬浮＂,进而恶化基层的治理环境。上述结论还揭示了,在后税费时代,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方向演变,需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结构性变迁下方可展开。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基于公共行政人员的多价值冲突分析

公共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存在多价值冲突现象,导致了行政责任的不明确性和行政活动的不道德性。造成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问题,就必须以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定位,提高公共行政人员对公共性的认识,正确引导与树立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取向。     

公共行政价值：回顾与反思——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行政价值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的灵魂与基石。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公共行政价值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行政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阶段的变迁。在主导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在困境。回顾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变迁,并将公共行政价值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变规律,推动新时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建构。     

宪政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的几种不同理论范式

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中,先后形成了宪政主义、管理主义、政策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范式.为了克服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性,有必要继续重视并阐发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理论.     

“政治-行政”二分——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政治-行政二分自产生以来就饱受诟病。回顾政治-行政二分的历史,还原政治-行政二分的本来面目,加深对这一公共行政领域核心问题的理解,反思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是进行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政治-行政二分理论研究上的便利性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公共行政实践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公平、正义等这些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考量,使公共行政遭到扭曲。但政治-行政二分应该作为公共行政的主要原则,因为它确实让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更能促进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     

浅析美国海波因特市社区警务行动——对该市“西部行动”的案例分析

开展社区警务是解决当下我国社会转型期犯罪率较高、治安形势复杂及警力不足等问题的有效方法。由于该理念和实践源于英美等国,这些国家的经验对我国顺利开展社区警务来说十分重要。美国海波因特市2003年开展的社区警务活动是一次较为完整和成功的社区警务行动,借鉴研究其流程及启示,能够有助于我国社区警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领导高度重视”式治理的绩效可持续性研究——基于对中部某县H村的观察

领导高度重视是公共治理实践中的高频词汇,但学术界对于其机理与绩效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研究表明,领导高度重视式治理不仅能够产生当期绩效,而且还会引起绩效叠加和转移,即产生可持续绩效,但也会因为自身固有缺陷而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需要综合全面地看待领导高度重视式治理,既要肯定它的有效性,又不能忽视它的局限性。     

政策“反协同”:原因与途径——基于“大户籍”政策改革的分析

政策协同是政府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我国的“大户籍”政策改革却提出了政策“反协同”的独特问题.政策“反协同”因原有的政策协同存在负面作用以及与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不匹配而提出,其途径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方法.“大户籍”政策改革提出的政策“反协同”问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转型时期,我国的政策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这要求决策者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国家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和长远规划.     

当前两岸政治困局的理论阐释——从“球体国家理论”的基本内涵说起

从2008年开始两岸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日益密切,签订了一系列互利互惠的协议和条款,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然而在政治上的协商和交流相比显得滞后,这成了困扰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在“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上的刘国深教授提出“球体国家理论”,对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和协商做了新的理论阐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教育“双减”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为了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7月24日出台教育“双减”政策,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新起点与新信号。通过梳理我国教育“双减”政策议程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揭示出源流汇合及教育“双减”政策之窗开启的内在机理,解释我国教育“双减”政策出台的政策过程,同时对教育“双减”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经验总结,发现“重视反馈信息、渐进决策、开放民意表达渠道、把握政策出台时机”推动了议题进入政策议程,最终促成了教育“双减”政策的出台。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和谐人格的建立与完成：基于孔子“仁”、“乐”观的分析

孔子的“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尊重，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和宇宙关怀，其中渗透了一种能近取譬、将心比心的精神境界，就是消除物我、内外界限的和谐之美的一种审美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个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合为一体，从而体验到人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建立内外和谐的人格。而和谐人格的实现，需要在“乐”的境界中达到，实现有机体的动态平衡和自我发展与超越，把自己培养成具备和谐人格的现代社会成员。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研究

与时俱进 ,加强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研究 ,是21世纪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 ,我们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 ,加强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研究 ,改进统战理论政策的研究方法。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