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从标准、指标和制度视角的分析

随着绩效管理在公共部门的日益推广和绩效评估实践的纵深发展,具有鲜明管理主义倾向的绩效评估理论越来越难以适应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实践的要求。因此,探寻现今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推动其绩效评估实践顺利开展,进而改善提高其绩效的关键要素。我们认为,当前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理论体系主要应涵盖:彰显绩效评估的重要功能;重建绩效评估标准;灵活创设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加强绩效评估的制度建设。     

文本与实践的悖离——对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20多年里,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实践对文本的不断偏离,致使村民自治难以充分实现其治理绩效。文章借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制度分析与行动者概念,通过对村民自治生长与变迁路径的解读,合理诠释了其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与具体实践间的悖离,应归因于国家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建立与实践运作过程中限制了村民的主体性,因而难以实现其基层民主训练的愿景。     

业主自主治理制度绩效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

目前有关业主委员会制度绩效的文献很少。这一制度从2003年运行至今效果如何?业主委员会制度绩效如何有效衡量?研究以住宅小区及其业主为样本,基于实地调查收集的数据,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发展了业主委员会制度绩效测量维度和具体指标,进行了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并实证了各住宅小区的制度绩效。研究发现,相同制度下,各个住宅小区业委会制度绩效有很大差异;治理过程绩效、治理结果绩效和治理能力绩效三个维度测量的业主委员会制度绩效,与业主满意度、专家评价三者有较高的一致性。     

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公务员绩效管理理论和实务研究着重体现在绩效内涵拓展、业绩评价内容、绩效管理过程和绩效改进等方面。当前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在理念定位、制度规范和管理过程等方面存在着不足,在借鉴国外公务员绩效管理主要经验和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了提升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水平的正确路径选择,即要完善公务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建立合理的绩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绩效管理流程,注重结果运用和绩效改进等。     

美国公务员绩效评估及其启示

自1883年正式建立公务员制度至今,美国公务员绩效评估实践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现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成熟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这对提升政府效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美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背景、理念、法律依据以及体系进行梳理与分析,有益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问题、责任与方向

近年来,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地方政府的应用和创新越来越普遍,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门领域,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分会的成立,特别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各占一半的人员结构,标志着绩效管理在我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为绩效管理研究和应用奔走呼号、推波助澜的时代基本结束,热潮中的冷思考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第一,绩效管理和评估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凡事发展到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地步,往往会趋于发热、发烧、发昏;第二,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机制和方…     

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中国环境治理制度情境,结合组织制度主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以2013-2020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案例样本,采用动态QCA方法深入探讨了制度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合路径及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单一制度压力在不同时期均不构成产生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存在三种典型的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制度压力类型,分别是“强制性压力引领型”“模仿-规范性压力协同推动型”和“强制、模仿和规范性压力联动型”。这几种制度压力组合在研究时间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驱动机制逐渐由强制性压力引领型向强制、模仿和规范性压力联动型转变,多重制度压力的联动效应在地方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选择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经历了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以坚持传统公共行政＂效率中心主义＂到以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的＂新泰勒主义＂,我国应该把国外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体系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政府管理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超越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两者的价值交替,建设中国特色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对新婚姻法一项新增原则的制度绩效分析

文章就新婚姻法中新增的一项原则(离婚过错赔偿原则)作制度绩效分析。文章在美国经济学家斯密德的状态、结构、绩效(SSP)分析范式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意义。研究在“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事件所特有的特性条件下,新增原则通过左右相关各方机会集,控制和引导夫妻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得出制度的绩效———制度设计对目标的背离。这里所采用的是把状态、结构、绩效的分析过程寓于制度绩效分析方法制度成本———制度收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