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侵犯著作权案的法规适用问题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快播公司侵犯著作权案的详细介绍及该案适用法规问题的考查,思考该案法规适用遇到问题所暴露出来的相关法规的缺失与滞后等问题.     

音著协诉百度案引发的新思考

随着传播媒介逐渐数字化，互联网应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下栽免费音乐的用户日益增多，购买音乐的人却成了稀有动物。这一颠覆性的享受音乐的模式大转变给中国的音乐唱片业也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随之引发了音乐产业与搜索引擎之间一场无休的侵权之争。     

论网络视频盗版中的利益平衡——以百度影音、快播侵犯著作权案为例

自2005年以来,国家多次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有效推动了网络版权保护环境的改善。2013年末百度影音被迫停止P2P服务,预示着中国网络视频盗版行业走向末路。本文将从百度影音、快播侵犯著作权案引入,具体分析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方和作者的利益冲突,运用利益平衡原理对网络视频盗版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     

该不该给快播留条活路

快播并不只做视频,而是一家在硬件、软件领域均有创新的技术公司,尽管在风险防范和法律意识上未能跟上时代,但就此让其走上绝路,实属惋惜近期,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快播公司)获2.6亿元天价罚单一案被评为2014年中国新闻法治十大影响力事件,同时也被评为深圳2014年度十大法治事件。这说明该案件十分有代表性,在深圳这座高新技术企业非常多的城市,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范例。关于快播公司侵权案,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不仅仅在于其处罚金额的创纪录。     

论著作权法中“发行”行为的界定——兼评“全球首宗BT刑事犯罪案”

根据各国著作权立法中“发行”行为的构成,以及“网络传播权”这一新型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成因,可以认定在所有规定了“网络传播权”的国家中,“发行”与“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双方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转移作品有形载体的所有权或占有。香港屯门地方法院在“全球首宗BT刑事犯罪案”中的判决混淆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在适用法律方面是错误的。     

论《著作权法》对“网播”的规制

“网播”不是“网络传播”的缩略语,也不包括“网络转播”,而是指通过网络实施的初始非交互式传播。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定义移植自《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不能规制“网播”,当时只能对“网播”适用“兜底权利”。《著作权法》修改后,广播权被改造为涵盖以任何技术手段进行非交互式传播的专有权利,可以规制“网播”。其规制范围不限于传播作品创作完成时的原始形态,还包括传播作品的表演和表演的录制品。     

P2P文件交换的法律分析与思考

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制度,P2P文件交换对著作权立法提出新的挑战,本文对P2P文件交换各方主体的行为会否构成侵权进行了分析,并对P2P文件交换中著作权法律保护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论我国网络传播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由于现有立法的缺陷,通过网络以单向方式传播作品的作为既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也无法纳入广播权的保护,成为权利真空地带。针对我国现有立法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规制的不足,有两种改进路径可供选择：一种路径是修改广播权的定义,使之能够规制直接以有线方式进行单向传播的行为;另一种路径是创设“向公众传播权”,整合现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内容,将所有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传播的行为均纳入其中。     

酒店视频点播系统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宝辰饭店视频点播系统侵犯著作权案评析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要素有两个,一是以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二是公众可按需获得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并非仅仅表现为互联网上传播作品。酒店VOD视频点播系统使入住酒店客人可在房间内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作品欣赏,故酒店视频点播系统中提供作品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制与制度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出现的新的传播权类型,国际社会在运用法律手段设置、调整和完善该类权利及其运行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文本。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出台实现了该权利在我国的体系化规制,但它并不能解决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所有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规则应该在《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改中得到统筹考虑,并以此促进《条例》的修改和完善。     

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的判决

提供链接并非"网络传播权行为"、不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因此"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中原告败诉的原因是其错误地起诉被告"直接侵权"。"红旗标准"应适用于判断链接提供者是否"应知"被链接的内容侵权的情形。对于包含大量流行歌曲链接的"榜单"而言,唱片公司只要在"通知书"中列出旗下歌手姓名与歌曲名称,就足以使链接提供者知晓哪些被链接的对象是侵权的。"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的一审判决是对"红旗标准"的正确适用,反映了法院对"间接侵权"规则的运用已日趋成熟。     

浅谈云计算时代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本文以云计算时代即将来临为背景，从传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及特点出发，结合实例分析，讨论了云计算时代信息网络传播权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针对其所面对的挑战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对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主体地位的再思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中提出了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权及向公众传播权,但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规定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通过对广播组织传播的节目类型、网络广播的方式及特征等方面的再思考,提出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相关法律应当确定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主体地位,并从公共利益及反垄断角度对此种权利作出一定限制。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谜思与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了我国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和理论均没有廓清权利的边界,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错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构造包括三个部分：交互性传播方式,传播行为的公开性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三网融合”下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国务院最新政策的指导下,"三网融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与此同时,"三网融合"后将出现的著作权问题也扑面而来,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原本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两个权利,因为网络的融合而变得十分的尴尬.本文通过分析<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已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对"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进行探讨,提出了重构这两个权利的方法与思路.     

“三网融合”下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国务院最新政策的指导下，“三网融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与此同时，“三网融合”后将出现的著作权问题也扑面而来，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树’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原本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两个权利，因为网络的融合而变得十分的尴尬。本文通过分析《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馆息网路传播权”已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对“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进行探讨，提出了重构这两个权利的方法与思路。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链接的关系

准确地对链接行为进行分类是正确认定其法律属性的前提。对他人作品设置内链接构成网络传播行为,如未经许可则有可能直接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他人作品设置外链接不构成网络传播行为,只有在被链接作品为侵权内容时才有可能构成间接侵权。可以用内链、外链的分类来判断链接行为的性质,分析该行为是否直接侵犯网络传播权。浅层链接和深层链接的划分对于分析链接行为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并无实质意义。     

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评价与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国略别于WIPO公众传播权的一项权利创设。中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尚未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设置,权利所涉各方的利益衡平,技术措施保护及权利限制等种种问题,均有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洞彻,并联系国内外司法与立法实践甄别酌明之必要。     

MP3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法律责任——对“百度案”和“雅虎案”二审判决的评析

MP3搜索引擎服务的法律定义以及相伴而来的MP3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法律责任问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实施之后，在法律规定层面依然未尽清晰。北京高院在“百度案”和“雅虎案”二审中，对处理上述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化做法。对平衡产业之间的利益做出了司法上的探索。对认定MP3搜索引警服务提供商对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及责任具有实务上的重要参考意义。     

三网融合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构——兼析《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前两稿的相关规定

现行《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存在规范漏洞,而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融通为代表的三网融合技术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其直接原因表现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融合,但深层次分析可追溯到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弊端.《著作权法(修改草案)》1稿、2稿的“修补型”方案仍不足以应对三网融合带来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已有的成熟立法例,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整合为一项“远程传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