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唤醒公民维权意识

权利乃法律之根基。公民能够为权利而斗争,对于提升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在正处于人权意识崛起、而公民法治意识仍有待加强的法治初级阶段,人们的维权意识相对薄弱。本文力图呼吁人们勇敢地为权利而斗争,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为权利而斗争的提出,为权利而斗争的目的性以及为权利而斗争的手段性,最后是总结和反思。     

为权利而斗争的价值——以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例的法理省思

为权利而斗争是法的生命,公民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实现个体权益欲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法律健康发展、培养人们法感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我国“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进程中,重庆“钉子户”矢志维护财产权的壮举彰显了为权利而斗争的“钉子精神”,肯认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公民认真地对待权利及在此基础上提升国民的维权意识和法治精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法理——为权利而斗争的必要性

近期,小额标的的诉讼被社会广泛关注,经过媒体的报导,网络的宣传,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必要做的事情.其实,这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在这时,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张扬自己的是非感,维护自己的人格,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本文阐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目的与必要性,旨在呼吁广大公民勇敢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法感情鼓舞下的生生不息之法——读《为权利而斗争》

法的弥足珍贵来源于其产生的艰辛。权利不仅仅是人们简单的行为指南,更是每一个体的人格在精神上的生存条件。公民以此主张权利和为自身权利而抗争的过程是法从完成自身蜕变到生生不息的必经之路,而法感情正是蕴藏在这基于权利的理念价值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公民主张权利就是在人格本身精神层面上的自我保护。     

《为权利而斗争》随想——兼谈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为权利而斗争》是一部情感甚于理智的法学名篇。本文是在研习《为权利而斗争》一书时所感悟到的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为指导思想进而阐述出自己的随想。     

自然权利的现代性困境——解读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列奥·施特劳斯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中,通过其对经典的解读与批判呈现了自然权利走向现代性困境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不同思想间的逻辑线条。霍布斯将人的主观欲望代替了古典自然权利论的德性以论证自然权利的正当,从而使解构古典的普遍正义成为可能;卢梭则将文明的进化过程视为人道的历史过程,从而在相对的历史中追寻人道,使自然权利论走向了相对主义;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将相对主义进一步推进,海德格尔将存在投入时间的视野,以时间性和历史性呈现暂时和断裂的意义,彻底将自然权利抛向了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困境。     

传统社会弱势主体之权利救济浅析——以《七侠五义》为文本

本文以清代公案小说《七侠五义》为文本,以传统社会的权利救济为角度,分析了小说中涉及的多种救济路径。包括宗教式的还魂诉冤、侠客的仗义相助等,以及包公清官审判为典型的公力救济等。藉此来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探索和思考。     

权利本位论新解——以中西比较为视角

如果将"权利本位"与"right-based"互译是最好的译法,那么中国学术界和英美学术界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权利本位论。将英美权利本位论与中国权利本位论进行对照和比较,有利于深化对权利本位论的学术认知,推进权利本位论的理论发展。权利本位论属于权利的价值理论,贯穿于道德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等学科领域。权利本位论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先于",即权利先于功利、权利先于义务、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立法。权利本位论可以划分出自由至上主义权利本位论、平等主义权利本位论和马克思主义权利本位论三个分支。中国权利本位论要继续向前发展,必须实现从自说自话到中西对话、从法哲学理论到多学科理论、从理论体系到实践方法论的三大转变。     

论新《残疾人保障法》的不足及其立法完善——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为视角

作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成员国,我国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对《残疾人保障法》做出了修改,但与公约相比,该法依然存在需要加以修改完善的地方。本文就新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以实现与《公约》的更好衔接,为切实保护残疾人权益提供强有力的立法支持。     

法官职业保障之探析——以《法官法》中法官权利落实为视角

《法官法》实施多年,但相关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建设却步履维艰。检视法官当前的职业境遇不难发现,法院内外部管理的行政色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办案模式,与保障法官职业密切相关的待遇薪酬、教育培训、安全保障等制度或缺失,或与法官职业要求不相匹配。导致法官职业尊荣感缺乏,职业吸引力下降,法院人才流失。本文通过对法官职业现状的检视和成因的分析,提出了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的路径。     

制定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之我见——以国际《残疾人权利公约》为视角

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虽然已经形成初步的法律体系，但缺乏针对残疾人的专门立法。制定和完善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的专门法律法规，可以从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统一的残疾标准、制定有关康复的专门法规、制定有关无障碍的专门法规以及制定反对残疾歧视的专门法律法规等方面着手。     

文本、目的和语境——香港终审法院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

针对香港终审法院有关《基本法》适用的3个判例,着重对文本、目的和语境的解释方法的话语特征和具体应用方式进行可以看出分析,普通法体制下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使得香港法院仍然从实质上保有基本法适用的相对独立的权力。这值得内地学者进一步关注。     

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以权利保障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通过特殊技术手段合法地"侵入"个人私密空间以搜集犯罪证据、获得侦查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活动,具有技术性、秘密性与隐私侵入性.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防止私人生活被过度搅扰,法治国家均采取了严格的程序性控制和实体性控制.我国也应当完善对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实行双重审批、明确必要性标准、划定合理隐私范围、加强司法监督、设立年度报告或者检查制度,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提高犯罪侦查效率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论著作权法中作者经济权利的重塑——以比较和实践为视角

在著作权法中,作者经济权利体系的构建有分解和概括两种模式,它们分别以德国著作权法和法国知识产权法为典型,美国和英国版权法介于中间位置,即在分解基础上适当概括,优点是逻辑清晰,体系简洁.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案主要采取分解模式,为作者规定十余项经济权利,但俨然密织的权利体系却有疏漏,故有重塑之必要.建议著作权法赋予作者复制权、发行权、演绎权、表演权和传播权,由此构建疏而不漏的作者经济权利体系.     

商标权与在先权利的权利冲突及协调——以“公平”、“效益”为视角

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解决,无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都强调以保护在先权利的原则作为解决冲突的首要原则。其实,知识产权的＂无形性＂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在后权利人即使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可能进入在先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因此,在权利冲突的解决问题上不宜过分强调尊重在先权利。在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既要坚持尊重在先权利的原则,也应遵循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保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对在后权利人的正当权益给予关注,否则,将可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本文将以一则案例为切入点,从＂公平＂、＂效益＂的角度出发,反思当今司法实践中解决权利冲突的＂禁令救济＂方式的缺陷,探讨如何建立公平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机制。     

论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界定——以立法和司法实践为视角

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权利滥用,不仅在各国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中找不到明确的界定,就是在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相关国际公约还是为我们探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问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此外,我国近年相关立法对此也开始有间接的规定。因此,我们应以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是否排除和限制了竞争为界限来判断是否存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医患关系的适用——以病人权利为中心的分析

当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不断发生,其中不乏侵害病人权利的事件。对病人权利的侵害,不仅损害了大众的利益,而且也危害到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对病人权利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即以病人权利为中心,从病人权利运动的历史发展、病人权利与消费者权利的现实比照及病人权利的实现问题三个层面论证《消法》对医患关系的适用。     

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现实困境和制度突破——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从本质上看,我国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模式,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漠视了被害人的权利救济,不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对被害人的尊重和保护。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     

知识获取权的证成——以应有权利为视角

知识经济与网络结合的发展模式,需要知识的传播、获取、使用与创造能够尽享自由。然而,知识产权的扩张,却导致主体对知识的获取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因而产生了获取知识的需要。这种需要具备了权利的五要素,因而成为一项权利——知识获取权。作为应有权利的知识获取权．已经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知识获取权是发展权的派生人权,主体包括个人、特定群体与发展中国家。基于应有权利的无力性．要使主体对知识的需求得到真正地实现,必须将知识获取权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 ,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 ,而是权利和权力 ,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 ,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 ,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 ,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 ,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 ,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 ,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 ,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 ,研究方法独具匠心 ,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