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口供的证据地位及其可采性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 ,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 :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 ,但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对我国物证证据的多维思考

物证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在各国诉讼实践中也被普遍应用。物证不仅具有区别于＂实物证据＂、＂物的证据＂、＂以物证为基础产生的笔录证据或鉴定证据＂等证据法概念的语义内涵;而且具有真实可靠性、相对稳定性、间接证明性、直观说服力等证明特征。除此之外,物证的大量应用还具有历史与现实、实体与程序等多维度意义。     

论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之证据能力

证据需具有三性，证据具有一定的要件在法律上才有证据能力。司法实践中，律师、纪检委等不是收集证据的法定主体；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及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     

公安机关适应新刑诉法的关键是提高证据意识

修改后随刑诉法给公安机关办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公安机关在收集取证方面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公安机关要想尽快适应新刑诉法,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证据意识,在取证上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要改变传统的取证方式,加强对证据的收集、审核和运用,把公安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论检察官的证据意识

忽视证据或者不准确掌握和理解刑事证据的采信标准,就无法保障法律监督活动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因此,检察官不仅要树立科学的证据观,而且要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应当严格把握证据的关联性,严格审查证据的可采性,以及注重证据的证明能力。     

论诉讼中的公证证据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非讼证明程序,与审判程序虽然不同但存在联系,公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在诉讼中使用.公证证据具有出具主体特定、程序法定、意思自治与国家行为结合以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等特征.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或地区均承认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必须符...     

浅谈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诉讼证据,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证据有较大的区别。文章从刑事证据法学角度,阐述了电子证据的特点、法定形式以及电子证据成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以期对我国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证据展示规则探析

证据展示规则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司法实践。其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文章在考察两大法系国家证据展示规则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法院系统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庭前证据交换”问题进行探讨。     

卧底警察所获犯罪嫌疑人陈述之证据能力探析——以与美国判例的比较、借鉴为视角

卧底警察通过“同囚”与伪装犯罪嫌疑人之朋友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具有证据能力，而通过伪装成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员荻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则不具有证据能力；在卧底中通过监听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视不同情况而定。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的侦查和起诉关系,导致侦查取证不到位,诉讼效率低下。应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建立附条件逮捕制度来完善我国的侦查和起诉关系,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取证工作的引导,适应现实中逮捕标准过高和犯罪形势复杂等问题,提高审前追诉程序的运作效率,在有效追诉犯罪的同时积极保障人权。     

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想

警察出庭作证有利于推进刑事诉讼的进程,保障辩护方的权利。警察出庭作证有其功利价值和内在价值,两方价值互补存在,不可偏废。警察出庭作证应有完善的程序设计和制度支持,应赋予其作证的资格、明确其作证的范围,并完善其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调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为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泛使用,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限制警察非法搜查的尚方宝剑。但随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的增多,加强警察执法权力,适当限制人民自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主导性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随之产生了松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影响历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做出的不懈努力。     

警察行政调查分析

行政调查不仅是事后证据的收集,还包括事前信息的收集。警察行政调查出于具体执行者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加强警察调查权的控制,对调查行为可能存在的瑕疵事前给予充分的重视与事后完善的救济,是依法行政的要求。     

几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之辨析

确立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上对此展开研究,首先要解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为揭示这一内涵,文章选取三种较为特殊的诉讼证据,即(1)“毒树之果”证据。(2)“警察圈套”证据。(3)秘密取得的证据。以此作为切入口,分析这些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问题,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成果。     

加拿大刑事司法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加拿大刑事司法相关制度颇具特色,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逐步完善未成年犯罪人权利的特殊保护制度;完善警检协作关系;合理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     

浅谈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     

论“电子警察”执法中证据材料采集制度的完善——以高速公路上电子警察对超速行为取证为例

目前，电子警察执法中存在取证设备技术缺陷、行业技术标准缺失、监控点设置不规范和执法人员操作资格认证制度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证据材料的采集工作。鉴于此，必须建立电子警察执法证据材料采集立法规范，促进行业标准尽快出台，推进交通管理科学技术更新，以确保证据材料采集工作的有效性，确保电子警察执法的公正性。     

系列杀人案件并案之行为证据分析

并案侦查是侦破系列杀人案件的总体思路,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应有效运用行为证据,建立对犯罪行为、犯罪现场、受害者之间联系的认识,揭露、证实犯罪,完成侦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