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旧法思想可以吸收嗎?

我們读了“华东政法学报”第二期刊載的“在‘百家爭鳴’中談旧法思想”一文以后,对文章中的主要输点是不同意的。这里仅提出我俏的一些看法与刘先生商榷。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出:     

上海法学界热烈討論现阶段国际法的体系問题

关于現阶段国际法的体系問題,从苏联到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存在着很多的爭論。去年5月,上海的国际法学者曾进行过一次討論,就这个問題初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見本刊1957年第3期第26頁“动态”欄)。以后在本刊、“学术月刊”和北京出版的“教学与研究”上又陆續刊登了几篇論文,探討这个問题。为了进一步貫彻百家爭鳴的方針,推动国际法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海法学会、华东政法学院和本刊編辑部邀請上海的     

政治性强,有利于改造自己 单纯的怕,並不能不犯错误

在这次整风运动整改复查的几百張大字报中,我們单位也突出地反映出一个思想問題——不安心政法工作。其主要原因是怕犯錯誤。如有的同志写着:“过去認为‘左’比右好,因为‘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观点問題。当批判宁‘左’勿右的錯誤实貭后,就感到政法工作‘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不‘左’     

完善法治體系,建設法治國家

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並就這一問題作出專門決定。這意味著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一一國家治理法治化階段。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概念。什麼是‘法治體系’?在過去的法律文獻和法學著述中只有‘法律體系’或‘法制體系’的提法,而很少有或幾乎沒有‘法治體系’的提法。‘法治     

当前婚姻纠紛的处理意見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婚姻纠纷,尤其是因資产阶級思想作祟而形成的婚姻纠紛問題,是司法工作經常碰到的一个实际問題。对于这个問題,过去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的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有的表示了个人的意見。看法不尽相同,有的意見还是值得商榷的。本刊编辑部为了进一步交换意見,促进研究,在3月14日举行了座談会。参加会議的有政法部門的同志和政法院系的教員。会上座談了如下三个問題: 一当前离婚的原因     

揭发“处理判刑劳改犯离婚案应注意的問题”一文的反动論点

右派分子孙文海在去年“法学”第二期上发表了“处理判刑劳改犯离婚案应注意的問題”一文。我們認为,这是就婚姻問題上为劳改犯人辯护的反动文章,也是一篇歪曲我国婚姻政策的文章。右派分子孙文海竭力主張对劳改犯的配偶提出离婚者,不予判离。他在文章中說:“……对于另一些原因提出离婚的可以不判离或不应判离的。这是由于那些劳改犯配偶提出离婚的动机和原因,不完全是由于感情破裂,有的是为了摘掉‘反革命家属’     

关于正確認識与处理当前的离婚問題——与幽桐同志商榷

如何正确認識与处理当前的离婚問題是人們所关心的問題之一。幽桐同志于1957年4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对当前离婚問題的分析和意見”一文,有許多論点是正确的,对正确認識与处理离婚問題有很大帮助,但我認为其中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問題。本文試就当前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認識与处理当前的离婚案件等問題,发表一点淺見,盼大家指正。     

從兩類社会矛盾看犯罪的矛盾性質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是具有偉大的历史意义的著作岣涣笋R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庫,为我們正确認識和解决当前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問題提出了一根具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紅线。本文就是我們学习了这一偉大的著作以后,根据毛主席的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說来研究犯罪性質問題的一些肤淺的認識。     

从“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学習分析事物的本質和主流的科学的思想方法

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最革命的世界观,也是最科学的思想方法。毛主席在“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批判主观主义者的錯誤时寫道:“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可見分析事物的本質和主流     

在“百家争鸣”中談旧法思想

从司法改革以来,过去学习旧法的人深以学习这一学科为不幸,无人願再談旧法思想问题。最近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及“百家争鸣”的方针,过去从事旧法学研究     

关于中国法学遗产問题的看法

讀了李良和刘煥文先生在“华东政法学报”第二期上发表的两篇有关法学遺产問題的文章后,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过去有些同志認为法律是有高度的阶級性的,它与文学艺术不能等量齐观,并認为过去的法律是中国几千年来反动統治阶級压迫人民的     

如何对待法学遗产?

会上同志們都赞成在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百家爭鳴”,也都承認法学有遺产,并且一致認为这些遺产要批判地接受。但在对这些原則的具体解釋和具体运用上,却显得很不一致,这就更加証明“爭鳴”的必要。不“爭”不足以暴露“分歧”,不暴露     

广州市公安、檢察、法院举办了联合办案“試驗田”

广州市公安、檢察、法院通过“双反”之火,大量的浪費、右傾保守和办案中的教条主义、旧法观点等都被揭发出来了。这是可喜的現象,但怎样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根本清除浪費、保守?又怎样从經济上,特別是从政治、思想上来清算这笔賬?这是要把运动繼續引向深透所必須解决的問題,具体地說,     

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

“外行不能領导内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口号之一,这个問題也存在于我們司法工作中,并且曾经迷糊过一些同志。采薇同志所写“外行領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一文能够帮助同志們正确理解这个問题的意义,故特轉載于此。     

中國環境公益訴訟逐步立範

隨著新的環保法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實施,立案難的問題有所緩解。跨過‘立案難’門檻的環保人士卻發現,高昂鑒定費成了環境公益訴訟的另一個‘攔路虎’。3月19日,環保部主管的中華環保聯合會向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訴狀,對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污染大氣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索賠近3000萬元。該企業曾因超標排放遭環保部點名批評。本案件也是新環保法面世後第一個針對大氣污染行為     

关于法律和政策的若干問題——对朱恩霖的“法律和政策的关系”一文的意見

赵擎同志提出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若干問題来討論,是很有意义的。这是理论問題,也是实践問題。右派分子曾从这个方面向我们进攻。他們說:“政策不能办事”、“只有政策沒有法律,政府可以随便行动,而一般人民卻苦于无所适从。”因此,我們觉得討論这一問题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必須針对右派谬论,这样才富于现实性和斗爭性。请读者参加討論。     

关于法学遗产和接受旧法思想問題的看法

“华东政法学报”第二期发表的李良和刘焕文二位先生的两篇文章,其中有不少新的見解。对我不仅增加了許多知識,同时对研究旧法亦找到了一个綫索。但其中关于旧法是否有遺产及新型的法能否接受旧法思想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百家争鳴”和法律科学

“百家爭鳴”这个具有时代性的政策,对科学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現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从一般理論来說,就是为了使学术得到     

上海市榆林区人民法院工作方法26条

在党的領导下,上海市榆林区人民法院自2月24日“双反”运动开展后,中間經过了几个鳴放和整改高潮,共貼出大字报5500余張。我們抓着政治上的右傾思想、旧法观点,思想作风上的暮气、官气、驕气,工作上的保守主义和經济上的浪費等几个主要关鍵,充分发动群众,人人动手,反复地找問題,挖根源,提措施,开展思想交鋒,在算政治賬、思想賬、經济賬、进行大整大改的基础上提高了思想。全体同志、庭、室和本     

略論政策和法律的关系

正确地理解政策和法律的相互关系,不仅是政法教育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所需要,而且也是政法业务部門的同志所最迫切需要的。因此,及时地、深入地,特别是結合中国的現实情况来探討这一問題,是完全必要和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在我看了朱恩霖同志和赵擎同志的两篇論文以后,願提出以下几个問題和同志們研究。一什么是政策朱恩霖同志說:“統治阶級为进行阶級斗爭和国家领导,必須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制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