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法治思维

现实中推动法治建设的当下中国,是一个伴随着持续深化改革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利益日益趋于差异化、复杂化的风险社会。新一轮法治思维的主要取向在于,进一步以良法祛除非法、非份、非常权力,乃至更为彻底地根治制度特权的流弊,藉此撬动国家治理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而良法的实现基石,就是更多地借助于程序来达成共识,不断确立以法权为中心和寻求法权最大化的法治理念定位,以及相应推动宪法立法适用和宪法监督适用之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在行政和司法的体系化改革上有所作为,特别是指向以限制和约束政府公权力为导向的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让司法通过渐次规范抵牾的整合作业、研磨解释技术和以调解等法律的弹性化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日益生长的分歧和不确定性。此外,削弱制度特权的切入点,乃是从制度设计上减少特权的种类和范围,以及反向借助于制度之维强化社会对权力和特权现象的有效监督,以更好实现良法善治。     

赵红霞，让官场领悟“色戒”

5年前，她在重庆观音桥附近一座大厦的23层做“服装销售”，每日往来繁华的闹市区，却没人知道她是谁；如今，她被关押在重庆市某看守所等待最后的判决，她的名字——“赵红霞”已经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     

“许霆案”背后法治理念的思考

“许霆案”的背后体现了法治与民主相辅相成，伴随民主与法治的发展，推动了我们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司法在接受民主的监督的同时，要保持其独立性、公正性，取得司法独立与监督权的平衡，因为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生命。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法治思维”是一个全新而又科学的政治概念与政治命题

'法治思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与概念,是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命题。将法治思维用来指导工作,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法治思维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均可概括为16个字:'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农村转户移民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命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由松动到局部试点再到整体改革探索,促推亿万农村转户移民陆续迁入城市,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进入为城市的发展输入了强劲的动力,助益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提速.但与此同时,新增的城市人口也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强烈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户改”中新生社会群体的管理需求、切实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秩序并化解民意冲突,当为改革中的现实命题,对此,应积极导入现代法治理念、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并构设民意疏通路径,通过实质公平指引下的利益配给、多元兼治与城乡联治结合以及决策民主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来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命题的理论与实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战略目标和治国方略。出于对二者相关性的整体思考,从法学的角度有必要提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整合性命题概念,可以深化对上述两方面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和把握,并有助于促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法治文化的价值目标、生成条件和实践舞台;而法治文化则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精神取向、制度保障和素质支撑。     

关于加强公安法治文化建设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初探——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的实践为例

加强公安法治文化建设,是公安机关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文化育警”、“文化强警”工作,全面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的实际行动和重大举措。本文试从分析公安法治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对提升公安机关‘锹实力”的作用入手。结合拱墅区公安分局的实践,阐述推进当前公安法治建设的方法和路径,以期能抛砖引玉。     

认真对待“赔礼道歉”

法律不仅应惩恶，更须扬善。赔礼道歉平复了受害人的愤恨，并在最大程度上修补了受害人的精神创伤；还使侵权人在内心获得了平静，亦在最大程度上修复了其因侵权行为而受损的道德评价；同时也有助于化解义愤，伸张正义，重树法律权威，解除可能要有的新冲突，因此法律应为这一深富道德意蕴的责任承担方式开辟道路。而否定赔礼道歉背后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市场主导的，所以，我们应注意市场导向思维对民法制度设计和民法价值确定的影响，谨防市场规则在民法中的过渡膨胀，从而造成民法去道德化的恶果。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论法律的逻辑命题与修辞命题——制度性修辞研究之四

法律作为言语构造的规范体系,不仅是由一套逻辑命题所构筑的,而且也需要修辞命题作补充。法律实践需要理性思维和逻辑命题来展开,但也需要诗性思维和修辞命题来展开。法律的逻辑命题和和法律的修辞命题是两类不同的命题形式。前者在法律中表现事物的客观规定性;后者在法律中表达主体的价值期待性。这两种命题又有一定相关性,其最基本的关联根据是它们都从属于法律这种人类言语现象。因之,无论逻辑命题还是修辞命题,都可以参与法治秩序的建构。特别在一个习惯于诗性思维的国度,强调逻辑命题在法律中的作用至关紧要,但丢弃修辞命题,法治秩序就丧失了一些必要的前提预设。     

论真诚对待法治——以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为视角

法治的实现需要法律语言的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语言影响与控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兴起了一股法治修辞的热潮,这是形成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话语的前奏.虽然法治必须由体制、制度、规范和程序等硬件构造,但硬件要想发挥作用,还须辅之以对法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无论在运用法治进行组词、造句,还是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谋篇布局、决策行为都需要真诚地对待法治.法治是由法律使用所塑造的秩序.只有在真诚对待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改革的推进,也需要话语方式的转变.     

繁荣市场背后的法治困局

市场看上去不管有多么繁荣，如果偏离了法治，就会导致商人失信造假，为所欲为，因为其已不须去考虑所谓的规则乃至法律，结果就是让人民对整个市场乃至社会逐渐失去信心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简评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法治建设三十年进程中的民间法发展探究——认真对待中国乡土环境中的法治建设

2008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首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这是对我们国家法治建设三十年来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对未来建设的美好憧憬。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拥有着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理应在当今社会中继续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乡土环境中的法治建设在我国整体法治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法治建设虽然前途光明,但是过程会有些许曲折,因为它将受到来自法律全球化风暴的席卷和本国乡土民间的挑战与制衡,只有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才会使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顺利发展,早日迈入法治的门槛。     

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认真实践“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方针

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正确开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正确指引,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到司法实践中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