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博弈

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两个核心内容,二者之间能否实现有效衔接和互动直接影响到到村民自治的效果。目前由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不完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任务重以及农民自治意识淡薄等原因,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许多冲突,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为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创建服务型政府、提高农民民主意识及建构司法救助机制等来寻求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平衡发展。     

英国警察制度中自治传统的特点及其借鉴

英国自始具有浓厚的自治传统,其地方自治精神和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欧美等其他国家。作为＂地方自治之母＂,其警察制度也因此而饱含民众自治精神。近代英国警察制度理念中这种独特的地方自治传统树立了良性的中央与地方、警察与民众关系值得其他国家现代警察制度借鉴。     

治理理论关照下的县政改革

省直管县、县政自治和复合行政，是当前有关县政改革的三种不同的方案，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观察，三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不同方面完善了县域治理结构。省直管县通过政府间纵向分权，提升了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县政自治在县域范围内建立起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有利于形成县级政府对民众负责的政治机制；复合行政以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的横向分权的方式，解决区域性公共事务，有利于在县域之间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     

洋务运动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今天的发展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洋务运动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指出由于当时清政府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畸形发展最终使得洋务运动＂成于地方也败于地方＂,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中央统筹规划与发挥地方自主性有机结合,走出中央＂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村民自治视野中乡村矛盾的法理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村民自治也不例外。所以在乡村关系上,多表现为行政支配型。在支配型体制下,乡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从法理角度看,乡村矛盾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入,行政权、准行政权对自治权的侵入以及权力对权利的侵犯。     

空间与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关注对象。空间是国际机制权力集中运行并发挥效果的最佳场所,通过国际机制的空间化运作,制造了国际机制的＂参与者＂与＂旁观者＂,以及国际机制的＂核心参与者＂与＂非核心参与者＂这两种重要的社会类属,并使之与特定的国际社会位阶相对应。研究国际机制与国际社会的秩序、冲突之间的关系,使得在全球化时代对国际机制重新进行思考成为可能。     

村民自治中行政权干预的思考

对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存在着要求村民自治摆脱行政权干预的认识误区,行政权可以而且应当在村民自治制度运行中进行适当的干预。同时,由于基层政府的管辖范围广,行政管理任务繁重,实践中行政权侵犯村民自治权利、对村民自治事项的不当干预广泛存在。为了实现行政权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合理运作,应当首先从法律上明确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界限,而在组织结构改革方面以设置基层政府的村级派出机构为宜。     

美国地方政府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美国地方政府实行高度自治的政治制度,这是美国联邦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美国地方政府自治要受到联邦宪法和法律、州宪法和法律的控制.州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狄伦原则的影响,该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理解.这些共同构成美国特色的地方自治政治和法律制度.     

论司法行政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司法行政权的剖析为切入点

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与法治等内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而且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创新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为此,必须重点处理好几种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静力分析

转型中国的自治之力、官治之力和政治之力大小各有不同,共同影响着法制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转型法律秩序。在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受力分布中:社会自治并未为法律变迁提供最坚决、最强大的支撑力量,而是以一种中剂量、温和的民间社会之力,推动着法律制度的变迁和转型;官方治理从维护积极自由的角度出发,暂时平衡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矛盾,避免了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零和博弈,因而得以充当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主导力量;政治制度则形成一种执政党控制之力,并将其纳入具有极高效力的政治法之中,成为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最强大支撑力量。     

公共文化发展中的地方治理及其变革路向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语境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和创新政府的前瞻性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公共文化发展中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重要性.而地方治理从本质上深化和确认了我们对于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认知,基于政治取向的响应,地方治理是最重要而自然的民主形式,而出于对效率取向的考量,地方治理则是公共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基本保障.在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态主题中,地方治理就成为探索多元化的地方参与的必然视角和选择.     

行政法律规则的扩张及其制度功能

行政权在担负社会进步、民生和人权保障方面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行政法律规则的爆炸式发展已经成为行政国家的显著特征。我国不同类型的行政法律规则都在快速地扩张，它们在秩序、分配、激励、解纷和自治等价值目标实现上起到了独特的制度功能。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纵观全球视野的地方治理变迁,各国普遍呈现出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制度,扩大地方分权程度,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发展多中心治理体制。     

村民自治制度下乡村关系与农村社会动员

自村民自治制度产生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以来 ,乡 (镇 )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管理能力与乡村社会依据《村组法》而生成的自我管理能力之间形成一对矛盾。在此背景下 ,基层政府为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 ,体制外社会动员模式便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城市参与大学治理与章程制定路径初探

城市提供的优质环境及制度支持是早期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地方政府参与大学章程制定也是早期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依托成熟的市民社会环境,遵循契约治理模式,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和可操作性的章程与条例来规范大学与社会的权责关系,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秩序,是地方政府参与大学章程制定的旨归。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多中心制度安排：解决乡村关系问题的新思路

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多中心制度安排理论 ,以超越集权与分权的单中心制度安排。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打破了单中心制度中最高权威只有一个的权力格局 ,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 ,以承担一国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责。随着村民自治在全国的推行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种种矛盾与冲突。压力型行政体制是乡村冲突的压力源。压力型的行政体制就是单中心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旨在克服单中心制度安排下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 ,对于中国当前的乡村治理而言 ,多中心制度无疑提供了一个改革传统压力型体制、理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新思路     

对当前公安信访工作的理性思考——“蝴蝶效应”对群体性信访的启示

公安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如今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公安机关现行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新利益格局下的要求。在当今社会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和救济制度,加之信息传导的失真和失灵,民众的情绪形成了＂蝴蝶效应＂,并在一些地方最终升级成为与公安机关的对抗。群体性公安信访问题的解决,在于开通利益诉求渠道的安全阀,防止民众情绪升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