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行政组织理论的基础,是西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虽然其现实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但对于体制转换中的中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借鉴理性官僚制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好平衡点,才能使行政组织既可被预测又有效率和效益。     

以德行政：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改革经历了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发展。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提出了接纳官僚制或超越官僚制的种种设想。官僚制奉行行政本位与规则中心,而后官僚制则具有行政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公民本位与责任中心的特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以德行政应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化过程。     

在质疑中发展与进步——从韦伯官僚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不同的时代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组织行为模式,形成不同的组织理论。在新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包含了人们对前组织理论的反省与思考,使得人们洞察和分析组织的方法不断走向成熟。在评析该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人际关系理论、均衡理论、系统论等组织理论的产生过程,体现了在不断质疑中从韦伯官僚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继承与超越—对官僚制的再认识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对效率的负面影响,对民主的威胁,对个性的压抑,使其倍受争议。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官僚制的发展却明显不足,因而中国应该加强官僚化力度,吸收官僚制的精华,借鉴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强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官僚制：摒弃抑或完善

中国法理型行政体制尚在建设与发展,其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张扬,理性化行政模式还未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也存在理论缺陷。中国行政改革要立足自身的环境,充分发展官僚理性,吸收借鉴西方行政理念。     

中国古代官僚制二重性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制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二重性，中国古代官僚制由积极形态向消极形态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其精神面貌上，而且表现在其内部的制度和机制上。官僚制向消极形态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古代没有形成以社会的力量通过正常法律和制度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政治机制。有鉴于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建立起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中就设想过的那种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防止我国的政府机关发生向消极腐败方面转化的趋势     

基于官僚制理论演变视角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

传统官僚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20世纪取得巨大成功,但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官僚制出现一系列弊端,于是人们开始改革传统官僚制,后官僚制就是在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中国公共行政仍然处于改革进程中,在选择公共行政范式的选择时要兼顾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传统官僚制和后官僚制。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特征的剖析 ,着重探讨了中国管理组织模式的现状及造成此现状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要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出路 ,是在吸收、借鉴官僚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 ,发育、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集权理论。该理论倡导的官僚 制组织,被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确实具备其 合理性的基本内核,但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危机,存在着不少弊端。改革官僚体制,已是 人们越来越重视并不断探索及解决的重大问题。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人本原理与官僚制的冲突

人本原理是现代组织进行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之一,它体现了人在组织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官僚制是当代政府的主要组织形式,它的运行机制恰恰违背了人本原理,同人本原理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中国的公共行政在借鉴并超越官僚制时,必须正视官僚制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正确贯彻人本原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作效率。     

论官僚制的保守性及其创新

官僚制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分析官僚制保守性及其产生原因,并指出提升政府组织与政府公务人员的社会创新力的途径,对于当前政府组织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韦伯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问题上的理论比较及现实意义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了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所起的＂理性化＂作用,并提出了＂理性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悖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问题上的解释在历史观、价值观和对现代化的批判上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思想在此问题上的争鸣与融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价值体系重建和将儒教精神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意识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官僚制模式下的人事管理制度批判——兼谈新公共管理理论

行政人员是行政组织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才能为行政组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在官僚制理论指导下的传统人事管理制度僵化而没有弹性,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等弊端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的人事管理制度灵活有弹性,注重产出,明确责任等优势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     

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综述

公民参与决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之一,一般通过代议制政体来实现,代表性官僚制是作为传统代议制整体的补充被提出来的。本文将对代表性官僚制的相关概念、产生和发展做一个研究综述,并对现行代表性官僚制研究的不足进行分析。     

官僚制评述与新公共管理改造

尽管官僚制需要改革,但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官僚制的批判存在众多相互矛盾之处。实际上,官僚制在公众心目中形象并不是很差。新公共管理中的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改造作了不同的阐述,其中彼得斯的治理模式有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