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号限行常态化须经立法取得最大公约数——限行措施升级得由人大立法说了算

正被限行者将个人利益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以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个让渡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协商妥协、求得"最大公约数"的立法过程,需要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而决不能听凭政府的一纸文件就单方一拍而就。     

“飞地式合作”与民族地区的协调发展

飞地式合作是指发达地区输出技术和项目,欠发达地区提供土地进行开发;或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把引进的项目安排在经济发达地区来运作的合作模式。它以地方政府经济事务管辖权的让渡为特征,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缓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族地区可采取的合作模式有"外飞地式合作"和"内飞地式合作",前者适用于生态条件脆弱、开发成本大的地区;后者适用于地理区位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为鼓励民族地区开展飞地式合作,需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利益困局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社会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政府必须转变政绩观和行为方式,强化社会公共职能,让渡事实上存在的因权力而派生的既得利益,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国企和民企需要努力克服现行体制和政策等所造成的困难和矛盾,实现改组、改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社会利益结构需要根本变革,市民需要降低利益期待,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利益主体行为关系的属性与社会和谐

利益主体的竞争与合作是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关系,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竞争与合作需要通过行为博弈来实现,并沿着"利益主体一利益群体一利益集团"的路径演化,从而实现利益主体对社会的适应和自身的发展,这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正确认识利益主体行为关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及其内在关系,有利于正确把握利益主体行为的发展趋势,进而采取相应的抑制措施与生长补偿,通过增进行为关系的和谐而促进和谐社会.     

依附式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新特征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生着深刻转型:合作正取代控制,成为一种主导性关系模式,并呈现出依附与合作并存的复合特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两个案例,讨论这种依附式合作何以形成、如何形成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分化的制度环境(内向型与外向型)中,政社合作实践依次经历共识达成、关系建立、秩序维系三个阶段而不断趋同,最终形成依附式合作形态。不过,二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前者遵循"政府授权—体制内吸—规则强制"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依附;后者遵循"政府赋权—体制外育—资源诱导"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资源性依附。这表明,当前社会领域中存在一种"双向运动":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让渡制度空间、释放运作资源的同时,又以新的、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回收控制权与再生产着社会组织的依附性。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利益群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非均衡博弈

利益群体间的非均衡"博弈"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利益合作的潜能,因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力;但由于信息、资源等的天然不平衡性,这种"非均衡"博弈又会给社会的改革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因此,我们应引导这种"非均衡"博弈向正常的利益竞争转化,从而形成社会利益格局的均衡,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共青团功能的实现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索中,有一条由制衡对抗转向共生共强的明显轨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开始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随着社会需要的持续增长,政府不断向社团组织让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空间.由于体制惯性和现实利益的影响,政府与社团的关系尚处于磨合之中.在此情形下,中国共青团对传统功能进行着自我调整:在内容上,从凸显政治功能到兼顾社会功能;在形式上,既保持与政府的有效合作,又独立运作青少年服务项目.     

试析中国应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国家主权让渡问题

国家主权让渡是国家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为了缓解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国家利益而在主权行使方式上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中国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同样也面临着国家主权让渡问题。对此,中国需要从自身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和中国国家主权的让渡日益变得不可避免的现实出发,树立国家主权可让渡的新主权观,构建积极主权。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家主权让渡问题上也必须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要甄别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主权让渡理论,要掌握关于主权让渡的外交艺术等。     

拓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管理的新途径

本文阐释了三种类型的合作——博弈性合作、伦理性合作和商谈性合作,分析各自达成合作的机理及其所需要的社会管理条件。据此提出,拓展合作秩序,将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事后救济"扩展到"事前防范",是改善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途径。为此,需要建构和完善有效的监督约束体系、社会教化体系和公共交往体系,并使之相互匹配,以化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纠纷并防止其激化。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摊贩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第三方机制及其实现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制介入政府摊贩治理行动的研究以浙江新埭镇摊贩治理行动为个案,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功能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治理政策倡导、利益整合与利益实现、矛盾化解以及促进有序治理结构的生成是社会组织协同政府进行摊贩治理的功能体现。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公共管理的长效机制要从社会治理空间让渡、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加以实现。     

完善国家权力机关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思考

利益表达的价值在于面向社会,而不是在自家客厅里的自说自话。如果说"表"是利益主体的自在行为,那么实现"达"就应当是利益相对人的自觉行为,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期,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期,社会矛盾凸显多发期,与之相伴,社会各方面也处在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     

从“大部制”改革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

多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出现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效能低下、利益部门化倾向,这与我国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不合理的机构设置以及机构本身的属性有关。走大部制改革之路需要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对部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协调和效能的运行机制,实现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推行与大部门体制相配套的改革、借鉴国内外经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     

论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

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一方面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促进效率的增长;同时又应对那些为改革付出代价的社会群体做出补偿,以实现"矫正的正义".这两个方面须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区域合作、利益共享: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本文基于博弈论视角,从区域间的合作困境出发,对促进区域合作、利益共享展开理论分析,并根据夏普利(Shapley)值模型,阐明了区域间通过利益共享实现合作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表明,在利益共享的区域合作机制下,合作能带来"溢出效应"、利益增大和公平分配,符合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地方政府间有效合作的基础。通过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可以激发地方政府的合作意识与合作动机,确立区域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人类优先"理念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

"人类优先"的价值内涵不是抽象的国际意识形态,它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价值取向,又突出了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性,还突出了人类交往范式转换的具体历史现实性。"人类优先"理念的实现需要合作、创新、共享,需要以全人类参与的新型国际博弈交往范式为支撑。在实现"人类优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应当培育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动态过程。它使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合作与竞争、协调与冲突加剧;以获得更多国家利益为动机的主权让渡得以确认;一国外交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非国家行为体重要性增强。     

“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是在自身利益立场上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综合苏联、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立场,"党内合作"形式是唯一可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主要因为实行"党外联合"形式带有中国共产党员的单方意愿色彩,采取何种合作形式关键是孙中山的态度;共产国际从自身利益出发力促国共合作实现,合作形式尊重孙中山意愿;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采取何种合作方式已是次要问题。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主权的让渡与护持

世贸组织号称“经济联合国”,其争端解决机制是目前国际组织中最富效率和成功记录的一套准司法程序,具有较为明显的规则导向。值得注意的是,争端解决规则的形成是国家主权自愿让渡的结果,而国家既然让渡部分主权进行合作其主权就必然受到限制。国家主权受到限制的程度是以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为转移的,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决定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主权让渡与护持反映了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制约与反制约的互竞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