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当代中国政党领导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也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当代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是在长期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权威危机,实现了政治权威的创造性重建。中国政党领导体制以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制度基础,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领导权,在领导原则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领导结构上确立了党、政、军、群、法之间的结构体系,在领导权运行机制上采用民主集中制,在领导方法上实行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领导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政党领导体制不是所谓的威权体制,那些将其界定为威权体制的观点都未能准确地、科学地描述和分析中国的领导体制。通过政党领导体制,中国实现了从近代"中国之乱"到当代"中国之治"的转变,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混混进入为审视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以三个村庄的"项目进村"实践为经验表述对象,呈现"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的不同类型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进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展开学理探索。研究表明,经营村庄、经营项目以及"灰色代理"构成混混进入涉农项目实施的三大主要行动类型,且分别导致村级权力结构固化、资源输入渠道阻塞以及乡村治理空间萎缩等政治、社会后果。"项目进村"过程中混混进入及其力量彰显,昭示着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的调整和失序。新形势下如何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化渗透,成为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着力点。     

村庄治理中的阶层博弈——论经济能人治理村庄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挑战及对策

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农村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给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即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方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弱化;部分村"两委"关系不协调;对"经济能人村官"的培训教育与管理监督成为新的课题.应对这一挑战的对策:一是改善领导方式,积极探索工作方法;二是提高村级党组织领导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与水平;三是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四是切实抓好对"经济能人村官"的教育培训工作.而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经济能人治理村庄的发展机制,即营造培育村级致富带头人的浓厚氛围;建立公平公正的选举机制;建立经济能人治村的教育培训机制和约束与激励机制.引导经济能人治村走上程序化、规范化轨道,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元治理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逻辑及实现理路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既要重视借鉴其以往相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也要注重其本土化的治理实际。元治理既凸显了公民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多样性",更注重国家在治理中的元作用及组织间对话,试图在国家化和自由化之间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有限理性治理策略。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耦合性,可以从构建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营造以法治为引导的多中心良性互动治理结构、建设以治理信任增量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间学习网络等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完善高校院系党组织监督机制初探——参与式治理视角下

现代大学制度逐步推进,"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已经逐渐成型。高校院系党组织在基层院系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核心作用以及保证监督作用。本文通过分析高校院系党组织监督缺位的原因,探讨了在参与式治理的视角下,通过制度化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领导干部的选拔和考核、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来完善高校院系党组织的监督机制。     

先富能人参政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生活——从选举与治理的维度

先富能人参政现象近年来已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从选举的角度看,先富能人与村庄其他阶层进行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交换和策略互动,改变了选举的进程和结果,乃至影响了村庄的选举文化;从治理的角度看,先富能人一方面有可能对村庄的经济、社会事务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对"民主治村"机制的创新能力和动力均不足,制约了村庄内生性民主的发展。     

结构矛盾与体制创新: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党组织职能的科学定位与领导方式转换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党组织势必要发生角色和职能的转换,即村党支部由传统体制下直接领导行政管理、决定村庄事务,转变为领导、组织村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各项权利。但是,从实行村民自治政策以来,国家立法层一直采取的是党支部领导村委会的领导方式,这不仅造成了村党组织对村民委员会权力的取代,也使村民在行使民主权利时领导者和组织者缺位,从而引发了权力结构矛盾和村民自治权力运转机制的失灵。鉴于此,应科学界定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角色和地位,转换党组织的领导对象,由领导村民委员会转为领导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以落实村民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各项权利。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是实现党对国有企业政治领导的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正处在改革攻坚阶段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 ,重申和强调必须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决定》从政治认识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 :“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是一个重大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 ,关键是落实党对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一、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企业党组织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 :企…     

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须厘清的几个规律性认识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须厘清的几个规律性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方面、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自身的独特实现方式、主导意识形态须具有"道德制高点"的品质、政治伦理实践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等。     

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

当前普通农业型村庄的富人治村状况和乡镇治理能力表明,当前的富人治村与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截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行政逻辑,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的治理需求;后者则是一种自治逻辑,是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与治理需求的考虑。相应地,依赖富人治村的乡镇治理逻辑已不再是与传统乡绅治村相适应的简约治理逻辑,而是一种治理逻辑,即依赖富人治村只是乡镇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以实现各类行政和治理目标的策略。     

国有企业视阈下中国特色党企关系的制度构建

构建中国特色党企关系的制度,探索党企关系的特点和规律,既是加强党对国有企业全面领导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中国特色党企关系的制度,首要问题是准确定位企业党组织,明确党组织的地位和功能;核心内容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党组织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全结合;推进重点是要有效破解党组织与公司治理融合的"中梗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