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心性论演进探析

张栻在湖湘学派的传承中毁誉皆具、颇有争议,这源于张栻思想的前后转变。张栻坚持在师门传承和儒家道统之间调和的基本立场,并结合自身的践行修养独立思考,使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特别在心性论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对性的认识上,提出了太极即性,坚持了性之至善;在对心的认识上,坚持了心为主宰,以仁为心;在心性关系上,发展了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心主性情;相应地在工夫上贯穿了主敬的抬升和察识的隐没。张栻心性论的变化实质上源于对心体地位的坚持和抬升,并以此对胡宏师学未圆融处进行修正。     

论王阳明的“理欲之辨”及其价值定位

王阳明在创建其心学理论体系当中,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阳明学说与朱陆学说有着继承性、延续性与共同性。在要求灭除人欲、私心方面甚至超过了程朱理学。王阳明没有脱离天理、公、义而言爵赏、言功利,在一定意义上,良知即是天理,存天理、去人欲在王阳明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     

政府征地策略之“尊严论”

政府征地策略的好坏决定着征地工作的成败。只有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改进政府在征地工作中的方式方法,严格程序,科学规划,依法行政,妥善安置,让失地农民感觉有尊严,感到更加幸福,才能真正解决征地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党建思想的新发展——从否定“唯成份论”到否定“唯财产论”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 ,是否符合党员条件 ,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这是对长期以来 ,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唯财产论”倾向的彻底否定 ,是继毛泽东之后 ,我们党的党建思想的新发展 ,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成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重要指针。一中国共产党是诞生于积弱贫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当时 ,我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只有二百余万 ,仅占全国总人口…     

从“无政府论”到“合作论”的研究范式演进——浅析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异同

传统现实主义发展到新现实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讨论也已经渐渐淡去，但是其留下的种种思考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呢？本文从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相继产生和过渡入手，着重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不同点与相同处，最后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发展角度来提出一些看似简单却意义深刻的问题。     

“言商乃向儒”——张謇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伦理之关系解析

张謇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先驱,他曾经用一句很精辟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实业思想,叫做＂言商乃向儒＂,他的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张謇所处的历史环境,他又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可以说,张謇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与前瞻相交融的结合体。研究张謇与儒家之关系,对于利用儒家思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喉舌论”到“治国论”——习近平新闻思想关于新闻舆论功能的新定位

从"喉舌论"到"治国论",新闻舆论的治国理政功能得到了彰显和更加有意识、更加自觉的使用和发挥;"治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喉舌论"的继承与发展,更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和作用,更强调新闻舆论在治国理政中的自觉运用。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     

“与抗战无关”论论争的实质

1938年12月1日,原新月社的主将梁实秋担任《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主编时发表的一篇《编者的话》,引起了文学界的义愤,由此引发了“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编者的话》表明,粱实秋未能随着时代的巨变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自然难免同大后方文学界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各自倡导的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场规模不大,但却相当激烈的争论。     

论周公诰命之“以史证论”与其历史理性主义精神

“以史证论”——即以史事来证明文章的论点,这一之前并不多见的文学手法,在周公存留在《尚书》中的文诰里常常被多次地、反复地使用,是他在行文上的一大独到之处。本文试从这一特征入手,深入发掘其在文本中的表现特性,剖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即作者思想上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不但“以史证论”的频频运用在中国文体学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其所蕴含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论转识成智——冯友兰、金岳霖、冯契之“知识与智慧”思想解读

关于知识与智慧的相关问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有很多讨论。冯友兰、金岳霖两位先生的学说中涉及到相关问题,冯契先生在两位先生思想的启示下,创造性的提出了转识成智学说。三位先生的思想既有不同也有相通之处,简要地梳理他们的思想,对转识成智有着深刻的意义。     

“独特机遇论”:中国梦乘外部优势启航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内外部的共同合力。"独特机遇论"乘势助力中国梦的发展。中共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而"独特机遇论"的提出是对海外关系的正确定位和对丰富的海外资源的运用和涵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海外关系的开放是改革开放的首要内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促进了"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坚持"以侨为本"理念,保障和涵养海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喧嚣”到“寂静”:社会责任论的兴起与衰落

社会责任理论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论,它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任何有新闻理想的记者和普通公民所期望的,但随着大众传媒产业化的加强以及媒介垄断进程的加速,在传媒巨头面前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的传媒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社会责任论也只能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期望被提及,它很难再回到其刚被提出时的那种喧嚣场景中去了。     

作家与作品之关系论——“文如其人”及其反题再辨

关于作家和作品之关系问题,＂文如其人＂是其传统表述,＂文如其人＂命题初见于《论语》（《宪问》）,然＂文如其人＂谈何容易!由于历代学者对该命题及其反命题的探讨并非处于同一层面,以致各执一端、众说纷纭。我们的研究发现,＂文如其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剖析造成文不如其人的因素有文学创作的背景和规等客观原因,也有作者本身之主观原因。我们讨论时应分而论之,明确文如其人的限制条件。这才是解析＂文如其人＂内涵,探究作家与作品之关系的应然之方法论。     

从“实事求是之学”到“新实学”论纲

毛泽东实事求是之学以实践的规律为对象,知和行的渗透与循环构成毛泽东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细胞;实事求是之学所论之"实践"只是"实践"的一半;要使实事求是之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践逻辑学",既要研究实践从活动到结果的转变,又要研究实践从结果到活动的转变,使"实践的逻辑"表现为从"结果"始到"结果"终的过程。     

中国法学的正当性及其知识谱系——兼论“新道统论”法哲学的理论意义

中国法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一直自觉主动地接受西方法学的滋养,它的恰当表述与其说是"中国的法学",不如说是"法学在中国"。与"法学在中国"、"在中国发现法学"这两种对法学知识谱系的论证不同,魏敦友教授提出的"新道统论"突出了中国法学的历史之维,从子学、经学、理学、法学的视角来论述中国法学的正当性及其知识谱系,并自觉地寻找新的概念体系来创造"中国的法学",对重塑中国法学及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

作为国家论的一部分,国家能力是政治学领域研究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经历了从国家自主到国家能力的理论演变,由嵌入性自主、治理性互赖、国家与社会协调和领导与治理关系四个命题组成。核心能力、能力提升机制、能力启动因素构成了国家能力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无论从世界范围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政治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实际出发,研究和分析国家能力问题都将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美国语境下的“中国责任论”:实质与影响

作为国际社会中中国责任论的主导者,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表明其对华战略的新调整,意图在承认中国崛起的基础上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不断热炒的中国责任论是一把双刃剑,将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双重影响。     

论全面理解“道路之新”的方法论自觉

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的逻辑需要方法论自觉。秉持实践标准观,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成功实践创造的伟大奇迹强有力地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存在的必然性、真理性和强大功能。掌握全面的历史尺度,才能理解“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全过程成为贯穿百年党史的主线与历史逻辑。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坐标谱系方法,才能准确阐明“道路之新”所体现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从“文明互鉴”与“史今互鉴”双重维度,才能深度理解“道路之新”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道路辩证法,内在地包容着以主要矛盾为核心的矛盾体系,因而呈现优长与短板、创新与守成、超越和继承的辩证体系。揭示现实道路如何具有文明向度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就需要一种出场学意义的复式叙事。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汉魏时之四部”补证

《目录学发微》于卷四“论汉魏时之四部”推论：“四部者,即指六艺略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此论可待商榷。依据《初学记》和《北堂书钞》的两条材料为基础进行辨析,汉魏之际的“四部”之名应当是有两种内涵：一种是余嘉锡之论可备一说;另一种是汉魏之际“四部”之名与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