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以2008年网络事件为例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集体行动成为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焦点。网络集体行动具有不同于传统集体行动的特征:其发生场域是网络公共领域,主体是网络民众,客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呈现,主要方式是网民的口头抗议与表达。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西方理论解释框架和本土解释模型为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范本,价值累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取向以及本土解释模型中的怨恨变量、动员变量和理性变量经过适当的调整同样可以解释网络集体行动为何会发生,对2008年的五个网络热点事件的剖析或许可以佐证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源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中国农村传统“熟人社会”的治安作用探析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当今中国农村仍然是熟人社会的写照。我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基于传统关系网络,以礼为行为准则形成了自身的秩序机制,为维护我国农村社会治安起到了引导、教育、惩罚、纠纷调节和共同防御的作用,在对农村进行治安管理时应当充分发挥农村的自治作用,尊重农村风俗习惯,合理引导农村的关系网络。     

半熟人社会与人际信任——兼论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农村人际信任运作的重要场域。在半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并规范着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社会理性、集体行动和志愿发起者——对于行业协会组织的一种解释

对于行业协会这种市场治理组织的特征与功能，经济学的研究一般都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通过交易成本的比较进行分析，但这种分析往往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我们通过对一些行业协会进行的跟踪观察，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集体行动中志愿发起者的特征、生成与作用，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的角度考察了行业协会这种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从而对我国行业治理组织与市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行了更加现实的思考。     

民主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一个组织行为学议题及其解释

作为社会科学想象力的产物,集体行动现象的概念化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增长.但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集体行动概念要么偏向于社会抗争性事件的分析,要么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作出过度操作化的分析.因此,从建构主义行政学出发,在更一般化的理论水平上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这既是科层治理向民主治理转化中提出的一个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性议题,又是构建前瞻性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行政的关键议题.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策略——基于X厂3位组织精英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策略为主题,以珠三角X工厂3位集体行动组织精英的深入访谈为依据,在借鉴西方框架分析理论的同时,发掘了几个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较强诠释力的概念工具.重点分析了框架连接、善用弱者武器、踩线不越线等行动合法化策略,把握重要时机、抓住官员小辫子等行动扩大策略以及框架延伸、游击队式忠诚等行动延伸策略.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博弈分析

我国代表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诸多难题。而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博弈论因其分析的行为假设与法律行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能会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如要成功,须具备集团足够小、出现“非对称”的大集团和对集团中的个体进行选择性激励三个可能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对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重要启示。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论乡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类型及特征

根据犯罪群体的联结纽带和形态两个标准 ,从乡村社会的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两个维度入手 ,可以将乡村有组织犯罪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在对乡村有组织犯罪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 ,可从组织性质和活动结构两个方面抽象出乡村有组织犯罪的共性 ,归纳其特征 ,从而为透视乡村有组织犯罪的成因和提出乡村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对策提供一个可供分析的犯罪现象图景     

新中国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政党类型学和功能主义路径的分析

新中国建立至今,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变迁主要经历了法团主义、双重破坏、渐进开放和秩序合作四个时期.从政党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执政党开始在群众型政党模式的基础上部分吸纳全方位政党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政党介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变迁,但执政党介入公民社会的幅度和深度出现了明显变化.从功能主义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以政党为中心的体制内诉求是公民主要的集体行动模式.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党路径仍然是重要的公民行动模式,但其重要性在下降.同时,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公民集体行动在逐渐兴起.     

利益、信念与动员——革命年代中共乡村社会组织化效应分析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变数非常多,农民是按照他们从组织者那里获益多少来决定其政治参与的程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化来积极介入生产活动这一农民生存的核心地带,带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更主要的是满足并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经济待遇,由此赢得了他们的信念支持与政治认同,最终促成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这一过程折射出党或政府的信念、目标或政策在其大众化、社会化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的问题,即在民众这一层面上怎样才能顺畅地让他们实现从利益认同到政治认同、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的有效转换。深思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乃至于政府的制度的有效供给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试论农村非政府组织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体制中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新兴角色,是一个国家和成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正步入一个文明现代社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以理性的思维看待非政府组织,以和谐的理念培育发展我国的农村非政府组织。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乡村社会的性:一种有缺口的禁忌

乡村社会的性是一种有缺口的禁忌。性别角色是性正当化的表现[1],性的日常化彰显了其规范性的一面,性教育机制则是留给性的社会出口,这是性的多重社会属性。乡村社会中的性必须要正当化、日常化、禁忌化,正当化的性体现了社会的正面价值,日常化的性则让性具有了丰富的实践感,禁忌化的性创造了神秘感,并且建构了伦理界限。乡村社会的性就是一个从价值层面到规范层面、从规范层面到实践层面的综合体系。     

对顺德农村社会冲突的调查和对策思考

顺德农村治安冲突有体制型、农运型、工运型、金融型,冲突的原因有民主机制不健全,民主意识差,少数干部经营者综合素质差,股份社制度不完善、税费结构不合理,本文提出系统对策。     

社区组织联结与社会政策资源动员——北京市东花市南里社区公共服务协会案例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的近期发展为以自觉、自律、自治为核心精神的公民社会的进步构筑了客观环境,城市社区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鲜活例证和重要研究样本。这一研究命题的真实性和现实价值不仅既存于中国大陆的诸多城市,甚至可以涵涉香港和台湾地区。为此,本刊特邀沪、港、台、京四地学者对"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一次多种视野、基于实证、总结现状、瞻望未来的讨论。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以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化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地领会并把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构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尤其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方面的重要性。坚定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目标,诊断目前群体性事件预防化解的现实困境,探寻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构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