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法律保护探究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以其特有的文化功能及经济功能对多民族共融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双向价值的发挥依赖于强制保护与利益刺激机制的结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产权和特别权利两种理念的双向博弈展现了对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制度需要。目前花儿保护中主要存在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足、权利保护主体争议、商业化情况严重等问题。对此,要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多元保护机制,从完善配套实施立法、建立集体管理组织、优化事先救济与事后救济衔接、发挥习惯法补充功能、加大宣传和传播力度等多个维度共同推进。     

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原则

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完善立法保护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在今后相应立法和实践中需要确立和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对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特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生效）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①《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7年生效）则在其序言中阐明了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意义：“在民主、宽容、社会公正以及各民族和各文化间相互尊重的环境中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多样性对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的知识产权保护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苗绣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当前因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苗绣产业正面临着危机,因此亟待对其进行法律保护。深入运用法律思维,具体分析各类型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对苗绣进行保护的障碍和可行性,进而探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路径,同时加紧协调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以便更好地对苗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则是当务之急。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对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的浓缩与传承,它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文化主体和文化主权的重要依据,因此,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     

民族博物馆保护传承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与探索

尊重、传承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共存,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共享,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大观园。云南是世界罕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云南民族博物馆作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专业机构,不仅重视对云南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及问题

尽管现阶段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旧很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认识薄弱.部分保护“非遗”的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存在理解“非遗保护”方面的误区;不能科学地认识保护“非遗”的主旨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我们根据相关的法律规范与理论来进行调整.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在其生存状况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尤其是如何用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本文通过对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和特点、保护现状和知识产权保护难点的分析,提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可能模式和一些具体制度的建议。     

县级图书馆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上林县为例

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图书馆关键是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以地方文献收集上来,传播出去。具体要做好盘点和查漏补缺工作,拓展图书馆职能,关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新动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司法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从地方民族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社会文化发展历史,包含着特有的民族精神。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依据。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法律保护,常见的模式为公法模式和私法模式。鉴于两者都存在着利弊,采用公法为主、私法辅助的模式更具有合理性。     

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新疆各民族历史的产物,它以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的“活”的形态深刻表现了它的时代印记,因此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价值,对它的保护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我国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建设,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对外文化交流。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旅游开发研究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讨论的重心基本集中在保护方法上。然而,研究主要局限在理论层面和旅游开发模式的构建,而开发模式本身并不能解决传承的问题。从传承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特征和传承危机,探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开发的关系,从而构建有效的开发、协调、保障机制。     

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云南省水族族别确认时间较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被划入相近语系民族。云南水族主要聚居在富源县古敢水族乡境内,其他地区分布较少。就富源水族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1．由于富源水族处于散杂居地区,现能讲水族话的本民族人员已经很少。2．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工艺制作,如音乐、舞蹈、器乐、雕刻、印染缺乏传承人。3．民族服饰的制作已被淡化,传统服饰制作传承乏人。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模式

公法模式与私法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最常见的两种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国际法模式与国内法模式,专门法模式与一般法模式,地方法模式与国家法模式,立法、执法和司法模式。各种模式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根据现实状况的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主次关系。     

用职业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是一个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云南是边疆民族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但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面临现代社会强势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受到严重威胁,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面对当前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历史契机,社会各界需大力支持在云南用先进的理念,建立云南文化传习学校,以职业教育的方式推进云南非遗保护及其文化传习,推进云南非遗科学、有序、快速地发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丰富异常,具有多样性,与物质文化的构成要素不同而且更脆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包含国内和国外两种类型,其权利性质应当界定为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当注重以下原则:中央统筹原则、地方建制原则、权威评估原则、注重宣传原则、技术保障原则。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行政管理研究——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

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旅游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和展示的窗口,加强了保护资金的力度,培养了群众基础的同时,如果开发不当,其商业性质又可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来面貌扭曲变形。少数民族歌舞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特殊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本文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政府应通过加强立法工作、理顺部门关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教育,与旅游业相结合、积极推进产业化等行政管理措施,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的双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困境及对策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难以确定、性质难以确定和独创性难以确定,对其进行立法保护造成很大难度。因此,解决这些难题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首要前提。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存在的理论困境,提出几点对策建议：明确法律保护的对象、确立认定标准、确定保护主体,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些许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