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彭塞弟

彭塞去世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彭塞是我表弟，也是我妹弟，关系自非一般。我小时住在他家里，和他朝夕相处，并同在盐道街省师附小读书，后来同走一条路，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４年我被捕入狱，１９３８年我从监狱出来后，彭塞不久就去了延安。以后他从延安回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们虽然没有组织联系，但彼此了解、信任、支持。他初在四川大学读书（当时川大在峨眉山），有一天突然到夹江我家，告诉我川大党组织出了点问题，他必须离开峨眉返回成都，在我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就护送他走了。他以后进华西…     

那个用阳光保护我梦想的人

我曾经在姥姥家寄养过五年，被姥姥赶出家门的那个早晨，母亲正在奋力地挥动扫帚打扫院子，她不说话，也不回头看我，但我明显地感觉到她在哭泣。我喊了一声妈，她就遭了电击似的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我知道，姥姥是不想供我读书才把我赶出门的，但妈妈不会，再穷她也不会让我辍学。     

来世我们做个转换

父亲，你去世两个月了，如我，却如同两个世纪。我是那么深地爱着我的儿子，才知道，你是多么深地爱着我。四岁到七岁，我是跟在你身边一起生活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你给我埋下了很多种子。我曾经怨过你，恨过你，跟你争吵过，     

新北京人自述：幸运在京城

1990年秋天，抱着一股强烈的求生愿望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我开着一辆破旧的残疾车，带着简陋的行李卷，孤身闯入了京城。如今，将近20个春秋过去了，我用心血和汗水播种的希望。已在京城深深扎了根。回首来京的心路历程，免不了会心生慨叹，难以平静。也许“残疾”这两个字蕴涵着过多的悲苦与凄凉，然而在我看来，残疾，只是我生活的旋涡中激荡的浪花!而我用双拐叩出的音响，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的放歌!因为我一直感觉到我是个幸运儿——我幸运我生活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幸运我生活工作在我的第二故乡——首都北京!     

难忘的青春岁月

大家都知道我叫邢燕子。其实我的本名叫邢秀英。因为我出生在北京，北京又名燕京，父亲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燕子。后来大家喊惯了，我的大名就成了邢燕子。上世纪50年代，我的父母都在城里工作，我和爷爷一起生活在老家——宝坻县司家庄。1958年中学毕业后。我听从爷爷的教导，决定留在农村。那时候别人都想着法儿往城里跑。我却愿意回农村干，大家都说我真是太傻了。还有人说：“别看她表态时那么坚决，待不了三两天，准得溜回城里去。”听了这话，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给大伙儿瞧瞧。     

党的光辉照我心

1976年，唐山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不知毁掉了多少家庭，使多少孩子失去了亲人。在众多孤儿中，就有我孤苦伶仃的身影，那年我刚刚过了10岁的生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救出来的。当我在帐篷里苏醒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军人。我望着她那疲倦的面容，轻声地问：“我爸妈他们在哪里？”这时，女军人充满血丝的双眼里马上浸满了泪水。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顿时放声大哭，叫喊着爸妈和妹妹的名字。女军人把我轻轻地搂在怀里，哄着我说：“孩子，不要哭，解放军叔叔会找回你的家人。”话音未落，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后…     

悬赏广告该不该兑现

我在公园内拾得一个皮包，内有现金1000多元和各种证件。我在原地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人来认领，就回家了。下午我又回到公园，发现广告栏内已张贴了“悬赏广告”，上面写着，敬请哪位拾包的朋友返还给我，有1000元的重谢。正巧这时，那位丢包的李某看到了我手中的皮包，我就把皮包还给了他。     

难忘的叮咛——周恩来轶事

１９５９年，我们沈阳军区歌舞团在北京参加国庆１０周年献礼演出，在怀仁堂的小舞厅里，毛主席观看了《蝶恋花》片段“桂花舞”，我有幸参加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我们围应在毛主席身边。舞曲响起，毛主席起身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跳舞吧，我当时又兴奋又紧张，毛主席一边跳舞一边和我唠家常，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程桂珍，接着又补充说这个名字有点旧。毛主席亲切地说：“小同志，你就叫程万里吧。”随后，又问我家在哪里，兄妹几个，我忙回答，“我家住丹东，旧社会可苦了，现在生活好了，我们全家永远感谢毛主席。”接着我又说，我家姊…     

梨都飘歌清风来——记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苍溪县纪委、监察局

2001年的秋天，我到了梨都苍溪。我来到红军渡、黄毛垭，追寻革命先辈的英灵；我品尝了苍溪梨、红心果，体味这片土地的芬芳；我逛县城，游山乡，感受这里人们的纯朴；然后，在县城，在乡村，我听到了一曲曲纪检卫士之歌。     

温情

我是一个去年才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任教高一两个班的政治课。有天下午，我在166班上课，该班的向同学，老讲小话，做小动作，甚至打瞌睡，多次提醒他仍十分“放肆”，这下惹怒了我，当着众多学生的面，我一口气说了很多批评责骂他的话。向同学愤怒地盯着我，眼睛里溢出了泪水。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在讲台前。停顿了十几秒钟，     

毛泽东为何在长征路上三次掉泪

“子珍，我这个人平时是不爱落泪的，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流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耄耋老人忆春秋

1929年农历4月12，我出生在山西省阳城县西交乡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母亲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 12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入小学上学，学校离家很远，所以我一直住在学校里。15岁那年我考入晋豫中学，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加之路途遥远，父亲每月都要徒步翻山越岭给我送口粮。为了不想让父亲太辛苦，也为给家里减轻负担，我辍学了。     

温情

我是一个去年才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任教高一两个班的政治课。有天下午，我在166班上课，该班的向同学，老讲小话，做小动作，甚至打瞌睡，多次提醒他仍十分“放肆”，这下惹怒了我，当着众多学生的面，我一口气说了很多批评责骂他的话。向同学愤怒地盯着我，眼睛里溢出了泪水。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在讲台前。停顿了十几秒钟，     

关于幽默

《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对我最大的意义是使我跟文学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在写作品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东西。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不重要，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重要的。比如说杀猪的、牧师老詹等等，他们要说的话比我深刻得多，也要广阔得多。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我每天写作不是在写，不是在听，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大山深处的变迁

我的家乡在青海省乐都县，是一个远离县城、极为偏远、大山深处的民族乡，我高中之前的学业是在这里完成的。上高中时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感到县城太美了，有那么多的东西吸引着我。在我的记忆中，家乡风景如诗如画，     

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讲述自己的父亲

左太北说，我是1940年5月生的，8月份就开始百团大战。所以我实际上跟父亲就呆了三个月，那时候我刚刚三个月大。我并不太了解父亲。到了1982年，母亲突然把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写的11封信给了我，这些信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觉得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     

《读者意见调查表》让我伤心

我读《当代党员》已经有20多年了。1981年的一天，我在一个党员朋友家里玩，偶尔看到了一本《重庆支部生活》杂志，我一读就被吸引了。从此，我每月都要到单位找这本杂志看。就是这本只有32开本的杂志，成为我的人生伴侣，使我从一个普通群众成长为一名党员，又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党的基层干部。20多年来，我的每一个进步，都与这本杂志的指引、教育分不开。1989年，我在梁平县工作期间，一位编辑到县委宣传部约稿，我写了一篇题目为《赤诚送迎万家客》的通讯稿，刊登在1989年第3期《重庆支部生活》上，从此以后，我对这本杂志的感情就更深了。     

北京情暖外乡人

我叫高树义，1993年，我从老家山东省鱼台县到北京打工，做的是废品回收工作。一晃儿18年过去了，我也在北京扎下了“根儿”。说实话，我现在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前一段，听说北京在评选“北京精神”，我觉得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包容”。在我居住的地方——门头沟城子兴民社区，那些老街坊们给了我家的温暖；打工的这18年，是北京的包...     

海南贪官瞒天过海落法网

“我的犯错确确实实与公诉人说的一样，因为长时间没有学习法律，法律观念淡薄，再加上一时的糊涂，做了傻事，导致了犯罪，因此我非常后悔。我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辜负了组织对我的提拔，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痛苦。”海南省国资委原副主任王俊武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已是声泪俱下。     

我对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工业的一些回忆

我是1980年到北京市经委工作的，之前我从农村回来在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干了8年。在化工局的8年正好是我能甩开膀子干工业的时候，自己觉得在化工局干得很愉快收获很大。因此上面动员我回市委丁作时，催过我几次，我一直拖着，一直到1980年，我才进了经委。当时张彭同志是北京市经委主任．我和张健民等同志是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