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审适度分离:“调解归调解,审判归审判”的另一路径——以南京两级法院改革试点工作为研究对象

司法调解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和审判权运行方式,其改革与优化对司法实践尤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南京两级法院"调审适度分离"改革试点实证资料的分析,力图提出一种关乎我国调解制度功能和价值实现的建设性意见,在实践层面实现对调解的重构和转型。目前"调审合一"模式在理论界受到普遍的质疑,但不少研究成果仍受到结论导向的指引,显然是欠缺说服力的。我们反对用既有结论来选择分析基点的研究方法,"调审适度分离"改革是否符合当下调解制度改革实际,是否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司法主题,试点的成效应该是最好的说明。     

法院调解“调审分离”改革思路的批判性研究

法院调解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程序公正的最好体现,一个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诉讼程序必然重视调解的价值。对“调审分离”改革的思路进行理性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法院调解与审判程序改革的关系,重新审视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法院调解的性质和定位,这是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更是对其理念的全面检讨。     

有关"调审分离"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一、一种"调审分离"尝试--法官助理庭前调解的实证调查 自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我国在法院的调解制度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在一个案件中,法官既是调解者同时也是审判者.学者将这种程序结构称之为"调解型"审判方式.~[1]在这种模式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调解,既是一种职责,又是一种任务.     

诉讼调解：模式设计和原则适用

诉讼调解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民事审判工作原则,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正确把握调解和判决关系的基础上,加大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力度,引导当事人在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基础     

“科学调解”的提出及其体系构建——以更好实现诉讼调解“案结事了”为目标

诉讼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节约诉讼资源、促进社会和谐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调解优先"和"强化调解"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审判管理考核     

法官调解的“术”与“观”——以南村法庭为对象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十几年来,法院调解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在案件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经常运用预判术、隔离摸底术、“借力术”等调解技术。法官在其法律观、司法观、当事人观等观念支配下形成了独特的调解观。     

论诉讼调解与公证的介入协助——以诉讼调解制度改革为视角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一度淡化的调解被重新焕发了制度活力。在调解制度中开始建立引入社会力量的新机制．即设置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两种新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工作机制。”正是在这种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法院之外的各种调解协助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运用。公正作为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的有效法律方式，应积极介入到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发展当中．逐渐成长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解协助力量。     

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评析——以“宪法诉讼法草案”为对象

1990年后,台湾当局通过"修宪"、修法、"释宪"等方式多次策动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改革,台湾地区"司法院"于2006年拟定的"宪法诉讼法草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宪法诉讼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在模式上从"会议-法庭"双轨模式到"宪法法庭"模式转换,在制度上建立司法化的审判制度等。然而,"宪法诉讼法草案"存在修法内容混乱和修法方法杂乱等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推动"违宪审查制度"改革实现所谓"台湾法理独立"。     

“和谐”与“规范”视角下的诉讼调解 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为例

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具有有效减少当事人讼累,切实实现案结事了的功能,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一项司法制度。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推进,有效地运用诉讼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能够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有效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法院调解“内卷化”与调解资源外部植入——以Q市两级法院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实践为例

在纠纷解决的资源视角下,法院调解资源的投放情况攸关调解的效能。由于缺乏传统"马锡五审判方式"所隐含的"熟人权威"资源背景,法官更多通过增加调解工作频度以弥补熟人资源的缺失,造成了诉讼调解的"内卷化"。地方实践中的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在人大代表介入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上,通过常识性话语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为法院调解提供了"意外"资源支持的机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调解"内卷化"问题。     

“调凡”和“羊”移民传说研究——以巫山墓碑为切入点

其一,元明和明清鼎革之际,在三峡宜昌到巫山沿线,有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称之为"调凡"的说法。秭归乐平里黄氏移民西迁巫山后,移民后裔有返回乐平里重修祖墓的碑刻,体现了移民"调凡"的中转性和移民与祖籍地的联系性。其二,通过墓碑,可以窥探吴三桂占领巫山,巫山当地民众对吴三桂的态度。其三,在明清"调凡"移民迁徙中,巫山形成了新的地方文化,而巫山"羊"的传说,就是"调凡"移民后裔利用和占有盐业资源的移民文化表现之一。     

开拓律师调解新业务——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五调联动”

具有西方对抗特色的律师制度，如何在中国“和谐”体制下定好位、走好路、大发展，这是交给中国律师的时代命题。笔者认为，律师调解业务的创新发展，或许就是一个中国律师界能赢得各方面共同发展的结合点。 一、国外律师调解模式的概况 1、国际律师联盟调解委员会 国际律师联盟下设国际律师联盟调解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组织的国际调解中心论坛，自2001年至今已举办了12次论坛会议．组织世界上各调解中心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中心通过定期聚会讨论的方式，达到互换信息、通报情况、交流学术成果、总结实践经验。这是我国学习借鉴世界律师调解发展的窗口。     

“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制度”的泉州探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泉州经验”

“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制度”是指法院邀请各级人大代表参与到案件的调解过程,运用其社会阅历和专业知识以及权威背景,积极协助主审法官化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力求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一种调解制度。从2007年初开始,该制度由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行。     

从“娘舅踩瓢”说“以判压调”

农村有分家的习俗,或是因为父母年迈不能主持家政,或是因为兄弟阋墙无法共处一堂。分家时要先祭告祖先,保证家产在兄弟之间平分。分家一般由娘舅主持,娘舅插手外甥家事务在我国农村属于不成文的规定,娘舅也将平息外甥之间的争端当成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就有为人生来莫当舅,     

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目本民事调停制度、诉讼和解制度为借鉴

在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善的中国，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及至近现代．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国内外司法界的一致认可，被誉为“东方经验”。随着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决策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调解多项方针政策的提出，司法调解制度迎来了一波复兴的浪潮。     

行政裁量中的政策考量——以“运动式”执法为例

"运动式"执法的生命力在于行政与政策因素的相互交织:政策虽不是法律,但它构成了行政执法人员理解行政法律规范的社会背景与具体情境。"运动式"执法的违法之处主要在于以政策因素为借口所导致的裁量怠惰。从理论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规范化路途是明确政策与规制目标、解释政策与不确定法律概念、选择政策与行政行为的方式以及确定政策与法律效果。从实践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改革方向是实施前的有关政策正当性的理由说明、实施过程中否定个案特殊事实的理由说明以及选择较大侵害法律效果时的理由说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四） 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

韩国法上的"人类活的珍宝制度"是商业开发民俗表演过程中防止"异化"的重要法律制度."人类活的珍宝制度"的宗旨在于原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本质出现了分野.通过对"人类活的珍宝制度"的介绍和分析,建议我国应借鉴韩国的立法模式和"人类活的珍宝制度"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传承人制度,以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矫正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中的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