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币犯罪案件的特点和侦防对策

假币犯罪,是指以假货币为犯罪对象,严重妨害国家货币管理制度,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近年来,我国假币犯罪呈高发态势,主要有以下特点:涉及的面额、币种多样;犯罪活动日趋专业化、团伙化;流动性增强,犯罪地域不断扩大;仿制水平越来越高,不易识别。侦查应重点围绕其中容易产生的暴露点进行,通过鉴定;查堵贩卖假币各环节,追踪假币源头;深入特种行业寻找线索;加强侦查协作等途径实施。应从加大反假币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反假币专业警察队伍,加大假币案件的预防查处力度;加强特种行业管理,提高假币的一线堵截能力等方成开展预防工作。     

假币犯罪案件侦查措施的运用

在近年来打击假币犯罪工作中,公安机关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审视传统假币犯罪侦查措施的运用与新时期反假币工作的要求,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不适应。公安机关应从打击假币犯罪的社会效益出发,着眼全国大局,对假币犯罪开展"多层次打击""全方位整治"和"网上作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重点加强异地执法协作、控制下交付、诱惑侦查、悬赏与奖励、刑嫌调控、阵地控制、长期经营、网上作战等侦查措施的运用,以持续开展对假币犯罪的常态化打击整治。     

论假币犯罪案件的侦查

假币犯罪是一种多发的犯罪 ,对假币犯罪案件的侦查应首先加强其认定 ,并对其立案标准予以正确理解 ,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货币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

近年来,货币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逐步提高,货币犯罪活动日益隐蔽化、组织化,犯罪手段日趋高科技化。同时,货币犯罪案件发现难、假币源头发掘难、作案流动性大、侦查取证难等问题是当前货币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侦查机关可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举报、向特种行业和复杂场所调配秘密侦查力量、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协作力度、建立货币犯罪信息共享系统等方式,来提升对此类案件的侦查能力。     

云南假币犯罪现状浅析

打击假币犯罪已经成为公安机关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云南作为假币犯罪最严重的六个省市之一,目前存在立案数减少,涉案数额增加;涉案罪名以购买、出售、运输、持有、使用假币为主犯;犯罪组织趋向于家族化、集团化,手段隐秘化;受害人多为弱势群体,发案地多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境地区假币犯罪日趋复杂等特点。有关部门应同公安机关加大防范假币的宣传力度和打击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建立社会联动机制,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有效遏制和根除假币所带来的危害。     

多发性侵财犯罪的打击与预防对策

当前多发性侵财犯罪始终呈现高发态势,团伙性、地缘性犯罪、职业性特征突出,智能化程度高,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跨区域流窜、系列犯罪特征明显。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主要包括规模化打击缺乏,传统侦查手段弱化,协作配合不够,基础信息支撑薄弱等。公安机关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基础信息采集、规模化侦查打击、合成作战、协作办案、深挖犯罪、视频侦查等打击机制,做好大数据分析、宣传教育、技术防范等犯罪预防工作,加强重点人控制、高危车辆控制、阵地控制、寄递渠道控制。     

信息化条件下网络雇佣杀人犯罪及侦查对策

近年来网络雇佣杀人犯罪初现倪端,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雇佣杀人犯罪的新特点,如缩减雇佣环节,降低雇佣成本,雇主身份＂平民化＂,隐蔽性更强,犯罪跨区域性特征增强等。网络雇佣杀人犯罪是传统雇佣杀人犯罪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新发展,应加强研究网络雇佣杀人犯罪的新规律,统筹利用传统侦查手段和科技类侦查手段,有效整合资源,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寻找有效的侦查方法,提高此类犯罪的侦查成效。     

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虚拟信息诈骗犯罪具有犯罪主体隐蔽性强、犯罪组织结构严密、犯罪活动空间蔓延广等特点,侦查实践中存在查证难、抓捕审查难、取证定罪难等问题。对此,在侦查中应强化多部门协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协作长效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侦破虚拟信息诈骗犯罪的能力。     

浅议秘密侦查之立法

秘密侦查手段是对付走私、贩毒、贩运假币,有组织犯罪等无被害人的隐蔽性、复杂性案件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侦查措施。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秘密侦查在立法上进行授权,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规定,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网络经济犯罪的现状及侦查对策研究

当前网络经济犯罪呈现扩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犯罪形式的多样性、犯罪手段的高智能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犯罪日趋国际化等特点。打击网络经济犯罪刻不容缓,可以从加强情报收集研究、依法侦查取证、推进协作配合机制建设、建立宣传预警机制等方面入手,探寻针对网络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把握打击网络经济犯罪的主动权。     

货币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货币犯罪的法益既包括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又包括货币的公共信用;货币犯罪中原则上,伪造既包括伪造也包括变造,伪造既包括有形伪造,也包括无形伪造;变造既包括有形变造,也包括无形变造;刑法总则第十四条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决定了货币犯罪行为人对“货币”的性质均应当明知;持有假币罪过重的法定刑设置违背了持有型犯罪的法理。     

浅析货币的防伪技术

近年来,我国制贩假币犯罪呈现增长态势,犯罪手段日趋多样化.由于造假者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使得货币检验的难度增大.货币的防伪技术主要反映在制版、雕刻、印刷等技术和印刷材料如纸张、油墨上.掌握相关货币的防伪技术,能使文检工作者更有效、更全面地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     

使用假币罪疑难问题探究

目前通说认为,使用假币是指将假币作为真货币置于流通的行为。但在具体案件中,这类行为往往与盗窃、诈骗行为相似,以致适用罪名发生困难。文章指出：在ATM机上存入假币换取真币的行为,应当构成使用假币罪;采用掉包的手段以假币换取真币的行为,应当构成盗窃罪;以假币购买古董的行为,应当构成使用假币罪。     

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

合理配置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权,必须从我国宪政体制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职务犯罪的特点和侦破职务犯罪所需要的条件.由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有其内在的合理根据,既是我国职务犯罪监督的传统,也是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关于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的划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安、检察管辖中的互涉案件,以及与职务犯罪侦查紧密相关的其他刑事犯罪应当统一由检察机关侦查.     

浅谈海峡两岸毒品犯罪侦查协作

当前,海峡两岸主要通过"FT913"警务合作平台、对口联络制度、双向遣返犯罪嫌疑人和学术交流等途径对毒品犯罪进行侦査协作,使得毒品犯罪快速蔓延的趋势得到遏制,破案数量不断增加,但还面临不少困境,应建立基层毒品犯罪侦査直接协作机制,适时开展联合侦查办案,搭建情报交流平台,加强两岸警务部门高层联络等方式,以提高两岸对毒品犯罪侦查协作水平。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风险剖析及治理策略

文章对比了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特征和差异,剖析虚拟货币所蕴含的洗钱犯罪风险,结合司法实践的案例,将虚拟货币洗钱类型化为两种模式,并详细剖析"有第三方共同参与进行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责任归属;结合《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承认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的修改,提出应该辩证看待虚拟货币的利弊长短,在学习借鉴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呼吁出台"网络虚拟货币监管条例",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提升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水平,遏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发生。     

使用假币罪的实行行为方式解读

“使用伪造的货币”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使用假币罪的实行行为方式,学界对其基本含义存在“狭义说”与“广义说”之争,这种争议实质上是基于规范用语与普通用语的不同角度来理解“使用”概念而产生的。根据我国使用假币罪的立法变动情况和普通用语规范化的目的论解释方法,“使用伪造的货币”的基本含义应当解读为：以伪造的货币冒充真币,并以真币的通常用法加以利用的行为,但是应当排除私人储藏、出售伪造的货币以及银行工作人员以伪造的货币换取真币等三种情形。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的行为侵犯了货币的法定地位、货币的公共信用，并可能侵犯公私财产权，因而具有刑事可罚性，应当以使用假币罪定罪处刑。在犯罪认定时，客观要件之中的“使用”行为不应以置于流通为必要；只要能够根据基础事实予以合理推定其主观上为“明知”，就足以认定其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由于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较小，因此处刑时应结合我国针对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立法变动情况，对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原则上只判处罚金刑，而是否侵犯公私财产权这一随机客体也共有影响量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