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法治——传统与现代的视角

不同时代，人们对和谐与法治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传统社会，和谐在法治之外，而现代社会的和谐应是法治之中的和谐，两种不同的视角，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取向，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结构方式。     

传统法文化的控权与法治国家建设

中国古代的治吏惩贪是约束制约权力,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也是制约权力,但两者性质不同。法治国家的建设成败也取决于对权力的控制,取决于对各级官吏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当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谐调,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就加快,反之,法治国家的建设就受到阻碍,延缓进程。     

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与西部新农村法治建设

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许多好的传统至今还存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诊视、保护、开发和利用。这对西部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极大。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融入法治社会的逻辑与路径探析

法治社会建成需要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对法治的利益、价值和路径选择形成普遍的认同。我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法文化蕴含的优秀因子,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法律文化心理,成为维系民族延续性和时代性的纽带。优秀传统法文化浸润法治社会建设是立足现实需要和二者自身发展的双向互动过程。法治社会建设从传统法文化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将传统立法、吏治、司法和德治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运行机制中;传统法文化在适应时代要求、进行创新与转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二者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法治社会建设治理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一个经济社会学解读——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结合的视角

海外华人在对华投资中表现出一些特殊的性状与特征,这些特征如从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论的角度看,其间融汇华人香火价值观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论,从华人投资的状况看,有必要对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现象做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解读: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是一个“寻利”和“觅情”相交织的过程,“‘利’主‘情’辅”是其投资本相所在.“经济人”视角与“社会人”视角对于解释海外华人对华投资都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法制中的礼与刑

儒家以礼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德为维持礼的力量;法家以法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刑为推行法的力量。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把礼与刑紧紧揉和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确认和维护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刑的镇压作用,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我国立法语言规范化的法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立法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本质,阐述了立法语言文字失范的不利影响和消极后果,设计匡正了我国立法语言文字失范的途径和方法,以便人们正确认识立法语言文字失范得以产生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支持因素和制约机制,从而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推进我国立法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     

从传统到现代:刘师培与中国近代文艺社会学

刘师培在中国传统文论积累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社会学知识,向多个维度拓展现代意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在文学与社会的交汇点上为文学寻求社会、时代、地理环境等参照物,推进了文艺社会学的近代发展,体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中西学知识结构,具有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意义。尽管由于特殊的思想环境和学术环境,刘氏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尚有缺憾,但却不能因此抹煞其在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的可贵努力。深入探讨刘师培在文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彰显刘氏在中国近代文论史上的应有地位,恢复其因政治失节而湮没不显的学术成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吸收和借鉴其精华,扬弃和剔除其糟粕,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综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力图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治国理念说明其现代意义,以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资源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资源.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法律发展的历史轨迹来探寻中国传统治理方式中与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和运行机制相一致之处.笔者分别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儒、道三家的思想人手阐释其中包含的法治资源,从而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最后指明占代中国未能自发走向现代法治的原因所在,并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弘扬民主政治的改造措施,以期能使中华文明在现代法制建设中获得新生.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与习俗

法律的习俗基础是法社会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如果把法律看成向社会生活开放的意义结构,那么习俗就是这一意义结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习俗是法律诞生的母体,并在法律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给法律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即便是在成文法高度发达的今天,习俗仍是支撑法律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     

儒家性善论与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的分析

儒家“性善论”是传统中国人治文化的源头。儒家“性善论”源于血缘文化,注重情感体验,缺乏理性烛照。由于儒家把“性善”认定为人性的普遍性、根本性特征,从而导致传统中国对修善即个人内敛自省的道德自律过分夸大,而忽视社会公共规则、制度等外在刚性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不仅使得传统中国在治国之道上迷信贤人政治,导致封建专权的无限扩张;也使得社会个体因被一味要求克尽义务,而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导致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的缺失。     

法社会学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治初探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因素导致其生理和心理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构筑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教育为主体,以社会教育为依托的立体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构筑一道心理“防火墙”;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的社会教化功能,完成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强化刑罚效能,遏制侥幸心理的萌生;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实行个体矫治,正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控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方法。     

意志、规律与文化样式——对法现象的一个阐释

对法做出了自然法、宪法和实在法(实证法、国家制定法)的划分,分别阐述了三者意志性的表现,进而分析了作为实在法的国家制定法是如何受社会客观规律和特定文化限制的问题。最后,对作为实在法的国家制定法概念给出了一个选择说的描述性定义。     

高素质政法队伍的职业伦理培育探析 ——以传统法文化为视角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教育整顿政法队伍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我们提高法治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准。从传统法文化视域观察,"德治""民本"是我国法治队伍建设的传统哲学根基,传统官箴文化中的"清、慎、勤"也是当下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探究传统法文化中有关官员德性的内容,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当下教育整顿政法队伍有重要价值。     

法谚的司法援引——基于法律社会学视角

法谚援引作为司法理念与技术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至今尚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法谚虽无法律拘束力,却可发挥反映司法理念、增进司法信任、实现司法公正与回应司法期待的价值功能。在中国,司法场域的法谚援引呈现出受地域与法院层级影响、主要集中于民事案件领域、以西方传统法谚为主等总体特征,存在法谚援引的意识不甚清晰、误用错用较为普遍、援引较为主观随意等现实问题。法谚援引的系统化、规范化、语境化、层级化技术谱系与进路,可为建构体系化的法谚援引制度夯实理论与经验基础。     

德治与法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从法哲学的视角切入

德治是执政党为确保其权力正义性而必须承担的执政责任,法治是执政党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途径,德治为法治之体,法治为德治之用。加强民主监督,尤其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扩大民主监督范围,是以法治形式落实德治内容的最重要的现实途径,是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意涵——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和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回答了为什么和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之问,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制定了目标和方案,并率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新命题,明确了人民立场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根本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法治实践,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