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话语的新视域——吉登斯新平等观的思想前提与理论视角

平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注度最高的理论问题.自罗尔斯开创了当代平等主义理论以来,在当代平等话语的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平等话语风格.吉登斯在对传统左派和新右派别的批判中确立了自己的“新平等主义”思想.对吉登斯新平等主义形成的历史前提、思想传承及方法视角等方面的系统梳理,可对深人揭示其平等主义的理论内容有所助益.     

吉登斯的新平等主义:由来、理论指向与反思

平等问题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最重要的学术关怀之一,西方多个理论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平等主义观念。在批判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思想论争中,吉登斯确立了自己的"新平等主义"理论。在对传统左派和新右派平等观评析的过程中,吉登斯提出以结果与机会相融合、责任与权利相统一、效率与平等并进为主要内容的平等观,企图以此调和关系,实现社会平等。这种平等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左"和"右"在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可资借鉴之处。尽管吉登斯的新平等主义思想曾经助推英国工党布莱尔内阁取得一定的改革成效,但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局限以及政治制度的制约,其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并最终无法挽回英国工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浅谈精英民主对大众民主的批判

精英民主理论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发源于意大利,是在批判大众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大众民主的缺陷和不足,精英民主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和修正。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同时我们也应该结合国情重新审视二者对于民主发展的积极作用。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吗?——从谢尔顿·沃林对阿伦特的批评谈起

在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批评中,有一种是对于阿伦特"精英主义"的批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谢尔顿·沃林。在谢尔顿·沃林看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反民主"的,而阿伦特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笔者认为,谢尔顿·沃林在两个方面曲解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其一,他片面化的解释了阿伦特政治行动的内涵,仅仅强调政治行动的"显现"维度,而忽略了政治行动的"交流"维度,其二,他并没有看到阿伦特将"政治"与"社会"区分中所表达出的政治内在的民主结构,因而错误的将阿伦特归入了西方精英主义政治的传统模式之中。在笔者来看,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精英主义的模式,即"人民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是阿伦特意义上一种特殊的精英主义,它一方面可以提升政治的大众参与,保障政治权力的自我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政治精英的自我遴选,保证政治决策的不断修正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正如毛里奇奥·帕瑟林·邓特里弗所说,阿伦特是处在一种特殊的"民主"与"精英"之张力的政治结构中,在我们看来,阿伦特既是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人民的精英主义者"。     

试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多数规则及其困境

多数规则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有着特定的假设前提。从某种意义而言,在本质上涉及统治权的分配;从多数规则到多数统治再到多数暴政的理论推定在逻辑上基于多数与少数区分的固定化,以及无限制的多数权威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在以多数至上和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民主中,可能会造成多数对少数的剥夺,但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代议制使得多数统治间接化与形式化,实际上存在的是少数精英以多数的名义实施的少数暴政。多数规则在资本主义代议民主中的真正困境始终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冲突。     

唯一的分配正义原则存在吗?——沃尔泽对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的批判

在罗尔斯整个公平正义理论体系中,核心是他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优先性,但沃尔泽在其《正义诸领域》中,对此进行了批判,他通过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方式,对正义的分配做了平等主义的、广泛的与多元主义的阐述。沃尔泽提出的多元分配正义理论是为了消除局部领域的简单平等,来达到整个领域的复合平等。他与罗尔斯正义论分歧的实质是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但沃尔泽的多元正义理论却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无支配政府及其治理——论佩迪特的共和主义政府理论

菲利普.佩迪特是当代共和主义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阐释共和主义自由观——无支配自由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支配的共和主义的理想政府模式。无支配政府强调公民共治、论辩的民主,以实现公共善、公共利益为依归,公民性支持是建立无支配政府的社会基础。无支配政府的实质是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政府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共识、精英与阶层变迁的视角

共识的缺失使得公共治理仅仅依靠权力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更多局限于精英内部展开,民众更多充当的是旁观者。政治发展会更多沦落为统治阶层内部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做出的最低限度的妥协与退让。主导公共治理理论能否有效适用的是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主导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是精英。精英与政府是一种交叉关系,又拥有各自的定位。精英共谋直接危害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对此的破解需要从精英生成着手。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过程同时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导向的阶层变迁与精英功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动态展示,是破解阶层固化的过程,是推动社会成功转型的过程,彰显了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密切勾连的关系。     

精英转换:西方理论局限与中国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之相伴随,当代中国进行了三次政治精英转换。本文通过对西方经典精英转换理论进行梳理分析,认为西方经典精英转换理论不能够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的独特性质。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是高层领导人主导的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政策过程,是高层领导人根据政治利益需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所推动的体制内干部人事变动过程。随着制度和法规的完善,这种政策选择过程必然趋向于制度规定。     

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建构的精英主义的竞争式选举民主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熊彼特重构民主概念开始,西方民主理论开始了一个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使民主变成了一个以西方政治体制为范式的描述性概念。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将民主内含的反资本主义要求剥离,使民主局限于选举政治的狭隘范围内,从大众遏制资本统治的力量变成了资本维护自身利益并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今日席卷全球的经济政治危机实际上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的解决需要再次唤起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力量。     

高校学生群体中草根与精英的偏离与融合

在当今高校社会群体中",精英"与"草根"的分化程度已然明显。就社会阶层分析来说,一个特定群体中精英与草根的分化是群体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精英由草根孕育,草根逐步向精英转变是群体社会发展的一种态势。以高校学生群体中草根与精英的偏离为基点,分析草根与精英的互动与融合机制,对高校学生自身发展,高校内部生态环境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不公正原因:机会平等与个人责任——约翰·罗默的平等理论述评

罗默认为当前平等主义面临着理论和现实危机,集中地表现为平等理论中的个人责任缺失问题。为此,罗默提出了一个基于机会平等理论基础上的平等主义新范式。在该范式中,个人责任占据了核心地位。当机会平等实施、保证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之后,个人责任集中地表现为个人对自身选择与努力程度负责。罗默对于努力程度的考察方法以及次优的折中分配方案展示了他独具特色的平等主义立场,但其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社会管理创新对我国行政法理论革新之要求

社会管理创新倡导社会管理理念导入服务性、管理主体推进多元化、管理手段强调多样化、管理过程实现程序化。其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革新提出了相应要求: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讨论中,当回归公权力管理和服务并举且以服务为依归的规范主义预设;在行政主体理论中,当引入社会行政主体取代授权行政主体,并与职权行政主体共同组成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理论中,顺应司法实践以及我们的表达习惯,还原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权力运作的一切活动的最初定位;同时,改变"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理念,从宏观的法治理念层面、中观的法律原则层面和微观的制度规则层面全力推进程序法治建设。     

走出理性崇拜的误区——论市场经济的宽容精神

近代知识观具有绝对主义、精英主义、理想主义的内在缺陷,进而导致了宽容精神的丧失。建立在绝对理性基础上的传统计划经济具有浓厚的专断主义气质和非宽容意识。市场经济摆脱了全面理性的狂妄和独断,并以有限理性作为自身的知识基础,进而为宽容精神的培育创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公共行政中的宪政主义

公共行政中的宪政主义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两条线索之一,长期以来没有被深入研究,对其进行系统论述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公共行政中的宪政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宪政主义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内容为公民权利,公民社会或社区价值,人本主义与后现代公共行政及公民参与,它贯穿于公共行政发展的全程,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完成其使命。     

新加坡政治领袖产生因素探析

政党制度化建设的核心就是政党,而主导政党政治发展的政党精英人物就是政党领袖。新加坡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政党制度化建设的步伐,新加坡建国以来也经历了三任政治领袖:李光耀的家长式政府,吴作栋的兄长式政府,李显龙的协商式政府。三任总理从纯粹的精英主义到民本主义再到民主主义的过渡也就是现代政党政治领袖的发展路线。随着制度化的推进和深化,法理型政治领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间接民主、代议制与精英统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文章回顾了围绕直接民主和代议制进行的争论,直接民主由于容易导致暴民政治而被视作洪水猛兽,代议制民主则把人民分为普通大众和精英,认为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人民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把代议制民主简单理解为选择代议员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寡头统治,只有多元主义民主才能避免寡头统治铁律,尽管这种民主内部存在着民主必需的同一性和多元主义需要的差异性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多元主义视野中纳斯鲍姆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及其局限性

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平等理论之一,从多元主义的视角分析纳斯鲍姆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可以发现纳斯鲍姆强调核心能力清单具有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生命形式的多元性。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与多元主义的结合决定了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具有包容性的同时也使得这一理论具有内在的局限性。例如,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依赖人类尊严的直觉理念、能力标准实现的不确定性、过于依赖情感以及在全球实现的难度,纳斯鲍姆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学与行政法学学科的互动建构

行政学与行政法学是两门紧密联系的学科,有必要在厘清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互动建构。公共行政实践的变迁是二者的共同发展背景,而对"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注又使二者具有不同的价值关怀。从内容来看,两门学科有着共享的研究范畴,但学科的边界也在不断调整;从研究途径来看,行政法学遵循法律主义的权力途径,行政学遵循管理主义途径。当今公共行政实践的剧烈变迁催生和推动了行政学与行政法学的互动建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以及在各自学科的知识运用中保持学科自主与不足、封闭与开放的辩证统一,这应成为两门学科互动建构的重要路径。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