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

正近年来,上海郊区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建设重心和产业布局正在快速向郊区转移。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指导下,上海较早出现了新型的农村社区,但在如何建设和管理的问题上面临许多困难。本文试图在探索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就上海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思路框架、推进路径进行思考,并提出初步的对策建议。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提出所谓新型农村社区,是指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合并在一     

上海农村新型社区洽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郊区形成一批农村新型社区（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宅基地置换等原因形成的新型农村居民安置小区）。笔者实地对沪郊Z镇3个农村新型社区（新华苑、松岸华庭、新春小区）进行调研，发现新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亟需有关部门重视。     

上海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正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郊区形成一批农村新型社区(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宅基地置换等原因形成的新型农村居民安置小区)。笔者实地对沪郊Z镇3个农村新型社区(新华苑、松岸华庭、新春小区)进行调研,发现新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亟需有关部门重视。一、上海农村新型社区的类型与特点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浅析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问题

新型农村社区不仅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更是创新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平台,旨在打破具有行政依附性的传统农村治理体制,为农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保障。探讨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分析了导致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去行政化的对策。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脱节”现象的反思

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层出不穷,但在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存在着“脱节”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此种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过转型社会中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发现产生“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区治理理论和模式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风险;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合理无知”的公众参与现象;社区治理研究的时空适合性对实践存在着制约作用;社区治理研究的替代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取向变化,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实践”也影响“脱节”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可能,并对当前社区治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推进。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很多社会问题根源于社区，也需要从社区入手解决。我国学者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政府推动下的社区自治，以及社区自治。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及主体分析

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是现代城市向乡村扩张的结果。过渡型社区是自上而下方式推动形成的,伴随着利益格局重大调整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使得过渡型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面对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社区认同度不高、自治组织不健全等诸多挑战,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过渡型社区各利益主体的分析,探讨在新的利益机制下重建组织行动的契约,以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好治理。     

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以英美国家的百年实践为例

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上海社区防控疫情的有效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上海这些年来坚持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实践的检验。上海各个社区通过"强办法""硬办法""严办法""好办法""暖办法",以绣花般的精细和韧性,织起一张防疫安全网,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上海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夯实治理基础,提高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美国社区治理的原则及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公民治理社区为主的自治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多种治理主体包括如政府、社区居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都平等、自由地参与其中。美国的社区治理历史悠久,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能够为我国发展社区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利益相关者逻辑下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主体在应然层面的"理念主体"概念,为我们解释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判断社区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实然层面的"行动主体"概念及其制约因素,为我们分析实践中社区治理过程提供了一种方法.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与社区和谐.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实践

如何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客观评价和分析西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 ,追问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构想及其实施路径     

探索农村党群工作教育培训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上海郊区农村的村落形态、就业构成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的管理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既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又需要党校、行政学院在推进对农村党群工作者教育培训工作过程中积极进行新的探索，调研培训需求、调整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以适应当前城镇化迅速推进背景之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使得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有所提高，农村党群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从而更有效地改善对农村社会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