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违法、政府买单”是饮鸩止渴

正有人整理了近年来10起公职人员违法事件,发现事件发生后,八成是由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先行赔偿的。政府赔偿用的是公款,而公款源于民众所缴税费,群众利益因为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到损害,到头来还要群众自己拿钱补偿自己。这是哪门子道理?对此,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政府负有管理失职等责任,需要对受害者赔付;二是考虑到诉讼时间较长,由政府先行支     

政府管理视阈下个体问题演变为公共事件原因与对策探析

针对个体问题演变为公共事件的现象进行分析，呈现出事发与演变迅速、主要运用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参与主体多元且动机复杂、组织松散与层次多元的特征。从政府角度结合实例剖析剖析原因，主要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不足、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薄弱、政府常态治理的缺陷、政府对网络媒体的忽视四个方面。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应对新的治理环境，一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变，健全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二要加强危机管理建设，提高应对公共事件能力；三要积极开展政府公共关系，提倡公民理性参与网络。     

论个体权利的政府侵犯

个人权利是人类权利的惟一实存形式,一旦权利成了社会的权利,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这时人的个体权利也就沦为一种虚假的形式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侵犯。侵犯人类个体权利的行为一是来自个人,一是来自政府,前者容易识别和惩罚,后者则因借“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之名行侵犯个体权利之实,而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置受害者于被动和无奈之地。     

家庭教养方式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狼爸”、“虎妈”的社会学分析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化最初的场所。家庭不但影响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而且使个体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它是个体社会化的最直接的模式。家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作用使得研究家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狼爸"、"虎妈"的案例分析为依据,来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在个体社会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案例分析来发现案例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分析案例中的问题;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要“小政府”不要“弱政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好政府就是“小政府”而非“弱政府”。他认为，在区位优势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方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这个地方就能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促进经济繁荣。在中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一个好的地方政府形象是通过简政放权、规范管理、保障服务这三     

电子政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一个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继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政府在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它又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是文章要探讨的问题.     

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基于“政府失灵”的矫正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由于本身的缺陷或缺失而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造成资源浪费、交易成本过高和寻租活动的增多。面对这一棘手挑战,企业型政府理论应运而生,其主要特征在于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重塑政府,大力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然而,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却忽视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所在。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按民众的意志组织和运行的以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既是政府自身的本质要求,也是矫正政府失灵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路径。     

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政府的职、权、责一直都处于碎片化（fragmented）状态。传统官僚体制、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新公共管理改革都是造成这种“碎片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导致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在线政府、责任制度、建立新的掌舵单元等手段,实现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电子化政府”的误区与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目前我国的电子化政府工程存在着走向“政绩工程”的危险。中国政府改革应当以服务行政和民主行政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以电子化政府建设为契机,全面构建服务型政府。     

“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斥吗？

从政府的性质、职能和国情等方面，论述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二者融为一体，不可排斥。对目前流行的要把我国“管理型政府”转变到“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的观点提出异议，并阐明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构建“管理、服务规范的廉能政府”的主要途径。     

解读职务犯罪“30岁现象”

日前,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呈易发多发态势,腐败案件也出现很多新的变化。据广州市司法局不久前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7年广州职务犯罪有四成是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和公职人员所为。另据北京、济南两市检察院的类似统计情况也表明,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日益严重,已形成了职务犯罪“30岁现象”。     

“小政府、大社会”与廉政建设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小政府、大社会”是控制权力腐败的必由之路,也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性的选择只有在承认权力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缩小和控制政府权力的运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范围,从而把权力腐败现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日本“个体社会”的成长与社会统合方式

战后日本社会通过企业统合、综合开发统合、社会保障统合将"社会性要素"统合在资本主义框架中。三种统合方式统合了包括城市及农村劳动者、无劳动能力者等在内的所有国民,实现了西方社会中少有的"一亿总中流"社会。但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个体社会"的趋势日益明显。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导致这种趋势的呢?从社会统合方式的角度探寻日本"个体社会"的背景。     

“小政府大社会”是根本错误的观念

正中国现在要破除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观念从根本上是错的,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也不是小政府,比如美国,已经被世界上公认为是小政府,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历程、当前困难与“五个转变”

建国60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先后经历了从有到无、从不承认到承认、从限制发展到鼓励发展,以及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四个阶段。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集群层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营管理模式落后、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等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实现"五个转变"。     

马克思“廉价政府”理论与中国节约型政府建设

"廉价政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行政成本最小化、行政效率高、减轻人民负担、体现人民主权的特征。作为我国节约型政府的思想理论来源,"廉价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提升公职人员素质、转变社会观念方面对节约型政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证券造假“只罚三杯”能否终结

与瞒天过海式造假、凶猛任性的市场操纵形成反差的是,我国证券市场对违法主体的罚金和民事赔偿往往只是“罚酒三杯”。优化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成为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当务之急。上海金融法院日前发布的国内首个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规定,积极探索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和司法需求的民事诉讼机制。被称为中国版的证券市场集体诉讼破冰,有望改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偏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偏高的顽疾,同时也为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试点扣上逻辑“闭环”。     

“小政府、大社会”应成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模式

当前,许多专家、学者在反思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始终摆不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时候,提出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思路。为了使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必须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模式。确立这一目标模式的三个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设想、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和解决我国当前政府改革困境的有效出路。要实现这个理想的模式,必须从三个方面作出艰辛的努力:将国有企业塑造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积极培育“第三部分”以及进一步强化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