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

正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韩正同志也表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基层基础实,工作才会实。可以说,摸清当前基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大胆创新,锐意改革,扎实推进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事关上海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社会治理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这就决定着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初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要看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仍然面临着理念、体制、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必须汲取基层探索的实践经验,坚持走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关键,以制度为保障,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的新路子。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主持人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我们都知道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观念转变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无疑对化解城乡社会融合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

<正>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及其方式优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把媒体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补齐治理短板,提供强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媒体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主流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对基层受众的协调动员能力不足,在基层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优化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加强正向引导,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社会治理舆论阵地;创新话语体系,提升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力;注重社会服务,以高水平的媒体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论析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客观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综合性能力三层结构性要素，分别指向政权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在三层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交互运动中，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持久性稳固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保障，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夯实基础。作为能力的直接承担者，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当以“能力体系”的整体视域观照“重点能力”的精准提升；作为能力的间接承担者，基层政府应当主动拓展“能力锻造”的多维场域和健全“体现能力”的相关保障。     

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与提升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重要基础。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反映"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现状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测度指标,极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及其评估逐渐成为学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在借鉴迈克尔·波特"五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模型,通过对18个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揭示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提出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党建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今后7年国家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城乡基层社区。下面围绕这个主题谈几点思考。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党建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今后7年国家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城乡基层社区。下面围绕这个主题谈几点思考。     

调适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其解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基层善治,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呈现出灵活性、自主性、适应性显著特征。与常规治理、专项治理相比较,这种治理行为可称为“调适性治理”。它是以民众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一核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优势,注重社会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机制创新。调适性治理凭借其治理手段灵活性、治理主体合力性、治理资源统合性,弥补了自上而下行政化治理难以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复杂动态的限度。这促使治理体系更好地进行动态调适,充分激发党领共治动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善治能力。     

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

基层党组织是党服务社会的基础力量。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广州、深圳等地基层党组织在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不少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基层党组织要逐步突破"条强块弱"的行政建制活动方式,完善组织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在与社会其他服务主体的互动协作中,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l生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镇改街道进程中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CSSCI

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乡镇政府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二者治理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镇改街道办事处有着与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农村乡镇政府相似的特征,但是又有别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农村乡镇政府。文章将其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分析总结了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同时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社会治理对象和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