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分别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它的建立使我国形成了法律—司法解释—案例指导规则这样一种多元的法律规则体系。本文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期待着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使案例指导规则成为我国除法律、司法解释以外的一种规则形成机制。     

为判例制度正名——关于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思考

我国当前并无明确的判例制度,但实际上存在着＂近似判例制度＂,如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这些制度有诸多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建立判例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使判例制度与法律方法相结合,使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我国应当构建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审案的人民法院共同制作判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的判例制度,这是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关键。     

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塑——兼论司法解释判例化趋向

我国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完善法律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存在诸多弊端,需要重塑体制,予以改革完善。判例的引入是改革司法解释体制的良好契机。应建立抽象性司法解释与判例司法解释并存的司法解释机制。具体从单一司法解释主体、确定抽象性司法解释的范围、废除案件请示制度、建立配套的三审终审制以及判例司法解释制度和司法解释监督等方面构建我国新的司法解释模式。     

当前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完善——以民国判例制度为参照

当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已经确立,但在理论及操作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民国时期,大理院、最高法院先后发布了大量判例,进行了广泛的判例制度实践,形成了近代中国本土的判例制度.在案例指导制度权力依据上,应当正本清源,将具有典范意义的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权的行使方式之一;在指导性案例效力实现保障机制构建上应注重实效;完善指导性案例变更、废止程序;建立科学完善的指导性案例编纂、刊行制度.     

判例纂辑方法研究

案例指导制度既可能沦为司法解释制度的附庸,也可能成为中国特色判例制度的先声,其未来系于法律共同体的行动。由于判例纂辑包括对判例和判例研究成果的编纂、搜辑和纂述,是整个法律共同体行动的奠基性工作,因此,应揭示判例纂辑方法的机理,激发法律共同体研究判例纂辑方法的使命感,整合各自为战的判例研究工作,建立起丰富、可靠而精粹的判例库及判例研究文库,提炼判例库及判例研究文库之中原生态的精华建立索引,创造法律共同体共享的知识宝库。在这一过程中,应通过学术参与博采各类著述体裁,促成判例通说及学术通说合力机制,其中总结性著作的特殊作用尤须重视。     

建立知识产权司法判例制度

最高法院近年来推行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虽意在回避与普通法系中的判例制度进行类比,但学者与媒体仍称之谓"中国式判例"制度。实践表明,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着效力定位紊乱、遴选机制不科学、案例内容不系统、指导作用不足等问题,并未达到统一司法的预期效果。司法判例是蕴含了法律原理与规则的法院判决。所谓司法判例制度,就     

关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思考——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为分析样本

本文从案例指导制度的内涵切入，通过与案例、判例等制度的分析、比较，并考虑我国的司法制度特点，将其定位为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对于法官在处理同类案件应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是法律规范自身局限性、司法公正公开、审判实践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其建立不仅符合我国审判管理体制，而且也具备了建立的基本条件。在参考国外判例制度、我国法院既有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模式选择从效力定位、与司法解释的衔接、发布主体等方面进行确定，力求既符合案例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司法审判的实际情况。为了规范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应从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标准、重点、编写程序、发布方式、清理等进行规范。指导性案例的类型可以归纳为个案性的指导案例和普遍性的指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指导性案例应区别类型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个案性的指导案例，主要是要运用类比推理；对于普遍性的指导案例，主要是运用演绎推理，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上述两种推理方法进行了分析。     

试论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

在我国,判例并不是一种正式法律渊源,更谈不上判例法制度。然而,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和判例法制度的缺位却使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其适用深陷于诸多困境之中。本文从理论层面和实证角度对建立我国判例法制度的客观诉求进行分析,指出应当适时地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即在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由最高法院形成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判例,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受这些判例的约束并且在判决书中加以引用,最终形成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以判例法补充制定法、解释制定法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同时,进一步对建立我国判例法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并对如何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

我国现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就其功能而言与古代法中的例不同,即使把古代法中的例误认为判例两者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是以案例形式而不是以规则形式出现的.案例指导规则只是作为案例的一部分依附于案例而存在。这样,指导性案例就具有判例的形式特征。换言之,它是一种判例而不是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并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中国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案例指导制度。这一制度建立的目的,正是为了弥补目前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确保司法统一。本文试图在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实践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初步构想。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难题及审判对策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留下诸如当事人选择、案由确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病历证据属性、鉴定体制等许多实践操作的难题。对这些司法实践难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出台了部分司法解释,但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有一个过程．在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际,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针寸当地的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因地适宜出台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四个省市的地方审判指导文件,解决了各地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一些难题,在制度上有创斯之处,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的出台,既解决了当前地方上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困境．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积累经验。     

中国“例制”构建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有着鲜明的特色,案件审理阶段法院和办案法官往往并没有参与案例指导的意识,而是在案件裁判后由审判庭之外的综合部门通过遴选的方式确定典型案例,经编辑后报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再逐级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发布。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不是按照管辖制度自然地"涌现",而是被人为地"发现",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国外的做法。相比较,"涌现"方式符合司法经济原则和司法规律,而"发现"方式充满人为因素,成本高而效率相对较低。案例指导制度不应被管辖制度"牵着鼻子走",而应当通过变更管辖制度,与司法规律相适应。     

民事程序类指导案例的构建与运用

成文民事诉讼规则具有对个案所适用的司法环境难以清晰表达、对当事人就程序性争议所秉持的诉讼态度和诉讼心理难以描述、对类型化的程序要素无法一一明细等固有局限.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公布的程序类指导案例数量较为匮乏、对个案诉讼场景的展示不充分、对程序价值理念的彰显和分析不足.为此,应加强对待建程序类指导案例所精选素材的描述,同时...     

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的互动及其完善

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则和法律方法三个层面。在制度层面,两者的制度成熟度差距较大,且相互衔接不足;在规则层面,两者的裁判规则供给能力之差距过于悬殊,具体的互动方式也存在一些瑕疵;在法律方法层面,两者在互动时对法律方法的运用还不够充分,相关标准亦有待明确。可以通过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地位,并加强其与抽象司法解释的制度衔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供给结构并规范其具体方式、加强法律方法在两者互动中的运用并明确相关标准等路径,实现对指导性案例与抽象司法解释之互动模式的完善。     

建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以刑事案例为例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既区别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中国特色产物,是我国司法观念变革与制度变革相结合的一项新制度,是一种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并顺应世界两大法系逐渐融合发展大趋势的制度变革措施。本文指出了消除相关障碍是建构案例指导制度的前提,论证了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从指导案例的选择标准与要求、指导性案例的产生程序、案例指导制度的监督机制、案例指导制度的修缮机制等四个角度,提出了构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路径。     

一审判决效力与二审中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号指导案例评析

对指导案例2号归纳的程序规则,理论上可用"执行力替代说"来加以说明。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并明确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亦为本案的靓点之一。指导性案例应当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系列性,使规则的流变和连续这两种司法实务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本案能够成为程序规则发展的一个起点或中间项。通过对案情基本事实多种演化形态的示例性延伸,本案程序规则的内容及其参照运用能够体现出微妙地调整变化却又保持前后一贯稳定性的独特机制和作用。本案所提炼出来的裁判规则既可能循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化、要件化这一路径发展,也可能根据司法实务中对"撤回上诉还是撤回原审起诉"的现实问题作出的回答而演变。对指导案例2号的分析表明,可以把"类似"或"参照"等对指导性案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概念逐渐地加以具体化和类型化。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的作用,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以下简称《“二五”改革纲要》）中规定：“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选编标准、选编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现状、问题与前景

除了制定司法解释之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颁布各种形式的抽象性司法文件来指导甚至约束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在通过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统一的目标,但其中也蕴含着某些阻碍我国司法体制进步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证据立法问题笔谈--理想、现实与需要——刑事证据立法之我见

近十年以来,证据立法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研究的热点。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行政证据规定的两个司法解释开始,学者和司法部门就对证据立法投入了空前的热情。《统一证据法》草案、《刑事证据法》草案、《民事证据法》草案以及《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草案陆续面世,各地司法机关的证据性规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针对实践的需要和学界的呼吁,最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在酝酿如何从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改革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于此,我们约请在证据法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观点．以期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于修订渎职罪立案标准的几点建议

随着形势的变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应当进行如下修订:第一,克服与其他刑法解释之间 相冲突;第二,完善某些立案标准的具体内容,使之更加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第三,增加对某些问题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