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和起点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条件差异的实践切入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失败,致使全党转变革命的方式和策略,把改造中国的切入点放在改造农村、组织农民和依靠农民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农民和农村,党取得了走向革命成功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飞跃。     

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现代生态问题的生成——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范式为维度

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无止境利润的资本,对现代生态问题的缘起负有不可推卸的原罪责任。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循环的正常进行,资本必然不断进行以侵占自然、污染自然为前提的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以保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要张力。通过对资本的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逻辑的揭露和批判,揭示现代生态问题的资本根源,寻找现代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对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论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

资本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秘密,资本的本质并非物与物的关系,而是隐藏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统治与支配关系。主导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逻辑,在社会政治层面就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必然联系。当代中国利用资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际上也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而建构了一整套现代社会生产关系。考察资本逻辑贯穿其中的现代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就不能缺席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视阈。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不仅体现在深刻洞察了贫富分化的结构性根源,而且体现在指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现实道路。     

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通过批判资本逻辑带来的负面效应,马克思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社会历史运动规律,从中阐明了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追溯这一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揭示资本逻辑时经历了从“物质利益难题”转向“经济学研究”、《巴黎手稿》对资本逻辑的初步剖析、《资本论》及系列手稿对资本逻辑的全面解构这样一个迂回之路,最终建构起超越资本逻辑的替代性方案,为人们认清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实践的现代性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在具体运作层面寻求突破。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基本方法,内蕴着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体、动力、价值等逻辑特质,有助于预防和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运作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遵循马克思实践的现代性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应运作如下理路:以承认传统文化本然状态和自在性为前提,以能动地审视和解决传统文化现实问题为关键;以最广泛的群众为文化主体,以"全面深化改革"之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发掘、适应和融入符合现代化发展趋向的人本价值为旨趣。     

20世纪中国政治文学研究思潮的逻辑演进——以鲁迅研究的政治学传统为视角

学术思潮的形成与社会思潮的关注兴奋点密切相关,也与外在社会政治运动的不断促进紧密相连.对学术研究热点的考察和清理不仅能够仔细了解不同观点的阐释角度和立场姿态,也能够从中把握社会思潮的流变过程.鲁迅研究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不仅仅是鲁迅本人的文学成就使然,更是因为鲁迅研究所提供的精神资源以及从鲁迅研究所衍生出来的...     

警察学原理体系之构建--以警察制度为逻辑起点

传统的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将警察行为作为逻辑起点的前提下,建立了该学科体系,并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H型结构"理论研究成果.随着警察学理论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和成熟,以警察制度为研究对象,来构建警察学原理体系,不但能使学科理论知识在结构上得到合理的安排,而且对该学科研究的方向、范围和方法都可以起到统领的作用,将会使基础理论体系内容更加科学与完善.     

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源于对现实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考察,他以“劳动”为切入点,找到了资本剥削工人的秘密,进而以“人的逻辑”批判和超越“资本逻辑”,以劳动正义对抗资本主义法权正义,并探究实现劳动正义、劳动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意义。劳动正义既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核心,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劳动正义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内涵与价值旨趣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的逻辑起点：《莱茵报》——青年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由共产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三者构成的“艺术整体”。它是由《莱茵报》的实践精神引发的。这时,普罗米修斯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制定中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把马克思中学的“毕业论文”、大学的《博士论文》与《莱茵报》的实践联系起来,目的在于把以后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研究联系起来。这样做是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后期理论的制定内在地联系起来。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     

政治正义与资本逻辑的背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私利益矛盾的深刻揭示

政治正义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成熟,其自身所赖以维系的事实性即资本逻辑日益显现出与政治正义诉求相矛盾的一面。马克思深入到资本逻辑的运行事实之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利益矛盾凸显的根源,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追求的政治正义的虚幻性。     

组织化资本逻辑的祛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内在逻辑分析

人是社会组织主体,又是组织发展的目标,只有实现人的发展,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组织化的进步。伴随资本垄断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组织化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解体。当代资本主义组织化表现出金钱逻辑的凸显、物化逻辑的扩张、增殖逻辑的膨胀,暴露出其内在资本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资本总公式同人的需要之间、资本逐利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有限组织化再难引领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新实践,要实现社会组织化的新发展,就必须超越资本逻辑。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世界性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展现出的变革性、人民性和使命性特质。这种特质同人类社会组织化发展原则相适应,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为扬弃和超越组织化资本逻辑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逻辑起点与张力——基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分析

晚清以来,现代性的冲击造成了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就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政治回应。晚清政府因其软弱性、新兴阶级因其离散性而都不能担当起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只能由政党并且只能是共产党来完成。然而,共产党对“总体性危机”的应对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政治惯性：一是社会动员型政党的体制延续,二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惯性。在这两大惯性之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着主体张力、基础张力、共识张力和制度张力。     

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制度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反思——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中心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欧美资产阶级在创建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文明的制度成果。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为中心,考察了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因缺陷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通过考察宪法本身号召以暴力消灭自己的事实,揭示主权在资本逻辑下宪法制度的致命缺陷;通过考察从民主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退回到君主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过程,揭示资本奴役劳动逻辑下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命运;通过考察行政权力超常发展的现实,揭示资本统治逻辑下分权制衡制度失灵的秘密。     

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看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本文试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来探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并由此引出我国应如何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     

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看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本文试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来探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并由此引出我国应如何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破”与“立”——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线索

资本逻辑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也是“制度失灵”“治理失序”等全球治理乱象之“原罪”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亟需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隐匿的资本逻辑,科学把握好两者之间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关系,即“破”与“立”关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只要寄生在资本逻辑这个矛盾统一体上,它就会附生唯资本增殖的核心逻辑,采取资本逻辑之全球治理观,推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通过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来克服价值增殖遇到的历史界限,进而扩大与巩固资本的全球治理统治。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旨趣,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的同时,实现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     

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与再创

通过文化资本概念的疏理和诠释,探讨传统文化的资源价值,揭示了传统文化由资源转化为资本的环节和途径。提出以“创意”精神为导向,创意产业为基础和运作模式,推进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落实。这是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新契机,也是学者的应尽责任使命。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旅游管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管理层面上,还体现在对新的文化旅游项目和产品的开发上。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提升我国的旅游管理水平,培养我国特有的旅游管理文化。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及其价值意蕴 ——以《资本论》为视角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作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利武器是通过《资本论》最终完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所做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首先是将资本运动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即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中考察,从而使其批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这一原则高度决定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向度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资本展开的一个"完整而又成熟"的最后形态,从而破除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历史魔咒,澄明了资本的现实历史运动。由此,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价值意蕴即破除资本运动规律的魔咒,破解"历史之谜",从而为人的现实解放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寻求道路得以最终彰显。     

马克思如何把“思想的内涵逻辑”改造为“历史的内涵逻辑”——论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继承

黑格尔的内涵逻辑只是"思想"的内涵逻辑,他把概念的内涵式发展当做"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神秘做法的背后有巨大的现实性作为基础,它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的歪曲表征。马克思解蔽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外观,通过费尔巴哈主体概念"双重翻转"的桥梁,最终把"思想的内涵逻辑"改造为"历史的内涵逻辑",从而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逻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