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主义“新”在哪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读简

本文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为研究文本,从思维方式、阶级属性和理论旨趣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及一切旧哲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新＂主要体现在＂：实践思维方式＂对＂直观思维方式＂的超越;＂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立脚点对＂市民社会＂立脚点的超越;＂改变世界＂原则对＂解释世界＂原则的超越。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读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对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述原著的误读。＂读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累进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才能发展中国历史学。     

从双重使命到否定殖民:马克思对殖民与东方道路关系的考察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殖民与东方道路关系进行了考察。由"双重使命"到对殖民的否定,由主张外部资本刺激到从公社内部寻找东方社会新的因素增长点,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完成了由被动从属到主动构建的角色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这一角色转换背后所涉及的是东方社会如何在以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实现自身发展、并以最高形态完成对世界历史构建的问题。马克思的考察论证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非连续性与非目的性的复杂特征,为落后国家实现真正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丰富了世界历史理论向度。     

论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论证了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阐述了＂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考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前提,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为我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基本矛盾及运动规律性提供了可靠的哲学依据。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启示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晚年重要的理论成果,它是探讨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思考东方社会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产物。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现代化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

本文认为在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侧重于指出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可以抓住历史机遇探求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独特道路;恩格斯则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动态地具体地分析了民族国家谋求发展的历史条件局限及可能的途径,并指出这一理论对落后国家的适用性。恩格斯的这一探索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他们关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社会政策及借鉴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从传统福利社会向＂第三条道路＂模式的成功转型,得益于对全球化时代和人类共同命题的适时应对。＂第三条道路＂理论通过修改补充价值观、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福利制度、走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道路。对其社会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为二者有着共同或相似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需要避免＂福利依赖＂问题、科学发展观把＂第三条道路＂提出的国家应承担的环保国际责任完成了具体实施、科技创新要以人为本,体现民主等方面＂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政策都有借鉴意义。     

正确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分析公共利益“异化”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否使公共利益异化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公共利益异化问题。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公共利益含义的阐述以及对公共利益＂异化＂的证伪,论证了在现实社会条件下不能生硬地套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阈中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探索历史之谜、把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视角和工具,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东方社会结构认识的广度、深度直接影响并制约着他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判断。     

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社会主义进程的理性思考

马克思一向关注东方社会的命运,他通过对东方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分析,辩证地指出了近代东方社会存在着的两种发展前途,一是走向资本主义,一是避开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晚年的马克思更预见到了东方国家率先开创社会主义进程的可能性.列宁开辟的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进程思想的科学性.     

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后期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论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作了全面阐述。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新的思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之审视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卡夫丁峡谷＂思想是其发出的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声。对＂卡夫丁峡谷＂思想进行全面审视,分析其提出的历史背景,揭示其真实的思想内涵,探索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不仅有利于拓宽理论视野,而且对我们更好地把社会主义运动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理论及启示

＂总体异化＂理论是马尔库塞第一次提出的,也是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表征。他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社会、人是单向度的人、劳动是工具性的、爱欲是压抑的、需求是虚假的,这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他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综合＂,有其合理因素和进步意义,对我国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但他对异化现实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和对社会历史演变所作的形而上、非实践性的考察视角则是致使他这一理论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探析

从理论上看,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集中论述正义,但是,他并不忽视社会正义。马克思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正义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未来的正义社会论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并将自由、平等纳入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之中。当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开辟的实践发展观

马克思发展观面向的时代问题：把工人阶级从异化的生存境遇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以俄国为典型的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设想。马克思发展观中蕴含着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     

论马克思的正义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集中论述正义,但是,他并不忽视社会正义。马克思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正义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未来的正义社会论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并将自由、平等纳入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之中。当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个人”“群体”和“社会”和谐共生之社会整合视域的形成——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标志着＂个人＂＂群体＂和＂社会＂和谐共生之社会整合视域的基本形成。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体现在其独有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集中体现在：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起点和方法的批判,即抽象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之经济哲学批判的实质和核心：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以重塑＂个人＂＂群体＂和＂社会＂发展有机统一为理论旨趣而展开对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所引申出来的对其研究对象的人学批判。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哲学批判路径折射出马克思试图寻求＂个人＂＂群体＂和＂社会＂三者发展的有机统一的社会整合思路,而这一整合思路为其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前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而以＂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姿态呈现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加强我国社会管理的法律、体制、能力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仅对我国社会管理的立法依据的明晰、法律建设方式的创新和体制建设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还为实现由传统的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向全社会多元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并且对政府管理能力和社会自治自理能力的提高起到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从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基于《文明社会史论》的弗格森和马克思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经黑格尔并可上溯至斯密,但一个新的资料表明,这一认识忽略了与斯密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civil society(文明社会)"概念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在继承和改造弗格森"文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赋予德语词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新的含义。相较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暗含资本主义之意,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则明确指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正是在继承和批判、借用和弃置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唯物史观。但是伴随着市民社会"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矛盾而来的并不是弗格森担忧和预言的文明的中断或崩溃,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所得出的和历史必将证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     

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逻辑演变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对于“历史科学”的奠基作用。社会不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空间,而且是历史运动的真实主体。因此,只有具体地、历史地认识社会,清晰地界定“社会”概念,人类才能真实地认识自身及其历史。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的逻辑演变:第一阶段:马克思“社会”概念的萌芽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和赫斯在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批判领域关于类概念的论述给马克思以深刻的启迪,引发了他对“社会”概念的深入思考。1.费尔巴哈类概念对马克思的启迪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